“天京事变”沉重地打击了太平天国,可清军此时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八五六年十月,几乎就是“天京事变”发生的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两国各自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了侵华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历时四年之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耗时相等。一八五七年底,两广总督叶名琛创造了一个军事史上的奇迹,他老人家“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只是一门心思地求神问卜,结果英法联军轻易攻陷广州城,叶总督被俘虏——这是中国近代百年战争史中,唯一一个被外敌俘虏的封疆大吏。叶总督被英国人像运“猪仔”一样海运到加尔各答,因为水土不服,病死于异国。一八五八年五月,英法联军又攻陷大沽、天津,为息事宁人,咸丰皇帝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议和,正在北边趁火打劫的俄国人也闻风赶来,再加上一直以调停为名的美国人,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等四国签署了条约,史称《天津条约》。

次年六月,双方为在何处换约争执不下,又在大沽大打出手,清军小占便宜。英法两国鬼子于一八六零年卷土重来,再度攻陷大沽、天津,双方在直隶通州会谈,因洋鬼子骄横无礼(不肯答应在换约时向皇帝跪拜),谈判破裂。清方僧格林沁亲王将对方的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三十九人扣押,亲自痛骂一顿后,解送刑部大狱,要让洋鬼子尝尝中国天牢的滋味。据说僧亲王一边骂,边上的清兵就狠劲地敲巴夏礼的脑袋以示强调。另一个谈判代表洛奇更惨,被抓着头发和胡须在僧亲王马下的尘土中蹭来蹭去。在押送途中,他们身上的金纽扣什么的,都被押运的大兵们拿走。

然而,这一行为虽然快意恩仇,却严重违背了国际公法,而清方扣人的理由居然是:“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被激怒的英法联军继续向北京进军,僧亲王亲率大军迎击于张家湾、八里桥一线。中国军人虽然勇敢顽强,但装备和战术技能与对手相去甚远,遭到惨败。德里松伯爵在《翻译官手记》中记录到:“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此刻,全军精锐亲自保卫的那座桥也业已堆满尸体,然而这个鞑靼人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传达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这就是电影“火烧圆明园”里,那个感人肺腑的镜头之出处。

英法联军攻至北京郊外,咸丰皇帝仓皇出逃热河,巴夏礼等人虽然被释放,但让英法联军愤怒的是,代表团中二十六名英国人,死伤各半;十三名法国人,七死六伤,随团采访的《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甚至被分尸。

英国人坚决要求烧房子以示报复,但法国人则认为抢劫是个好主意,放火属于损人不利己,兴趣不大。最后,英国人的主张占了上风:“第一,被囚诸人,手足缚系,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对于中国政府所为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不予以久远之印象,英国国民必为之不满。若现即与之媾和,订约撤兵而退,中国政府必以吾国人民为可以任意捕杀无忌,在此点上必须警醒其迷梦也。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圆明园宫殿之为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而非其国民,故此举可谓为严创中国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因此,联军决定焚毁圆明园以给中国人留下一个“久远之印象”。

这个目的,他们达到了。至今,在北国的旷野上,在野花蔓草中,犹有那洗不尽的耻辱与悲凉。但我们中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份耻辱的由来?

勇敢不能掩饰愚昧,勇敢也不能掩饰落后,勇敢更不能掩饰这个帝国的衰落。

一八六一年八月,咸丰皇帝病死在热河,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所生的皇长子载淳继位,是为清穆宗,时年仅五岁。十一月,叶赫那拉氏与恭亲王奕两个小青年,联手发动了“辛酉政变”,咸丰指定的“顾命八大臣”中三人被杀,五人被革职。叶赫那拉氏与咸丰皇后钮钴禄氏一同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叶赫那拉氏就是慈禧太后,接下来,她将统治中国四十七年。两个半世纪前,她的祖宗叶赫部首领金台石,在兵败自杀前,曾恨恨地说,爱新觉罗是我们的大仇人,叶赫部哪怕只剩下一个女人,也一定要报此仇。慈禧太后死后的第三年,清朝便灭亡了,近代的人物,大多将清朝灭亡的责任归咎于她。这位叶赫那拉玉兰儿,大概就是金台石所说的那个女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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