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汉,实在说不上有多少罪恶。

闹灾荒了,他带头捐献钱粮;土地兼并严重,他带头把土地捐献给国家;儿子杀了奴仆,他逼着儿子自杀偿命,贵戚犯法,他也决不姑息……

这样的人,老百姓能不喜欢吗?

儒家不是讲天命有盛衰,人间有禅让么?刘氏德衰,他王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也都符合经典上的传统道德么?所以王莽篡汉,谶言符命之说以数十万计,这固然不是天意,但也绝不是简单的造假,而确乎可以反映当时的民意。

古中国的阴谋家多了,可还有谁能够像王莽这样成功地引导舆论?所以,我们大可以把王莽篡汉,看作是民选政治在古中国的一次成功典范。

儒家自战国以来所倡导的“禅让”,终见于今日。

王莽的创举,本可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使以和平方式表达的民意成为王朝兴替的决定者。

王莽篡汉,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潮:大一统王朝可以通过和平方式由涅槃而重生。

一个衰败的大一统王朝该如何走向重生?陈胜与王莽,开辟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陈胜的道路叫做“革命”,而王莽的道路叫做“重组”,虽然都立足于变革,但变革的方式却有天壤之别。陈胜的方式是彻底推翻旧时代,在一张白纸上重塑新时代;而王莽的方式则是依据可利用的旧时代资源,重新整合国家体制。

前者不可控,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难以猜测;而后者理论上可控,但也不是那个时代的技术能力所能把握的。前者粗暴但是简单易行,缺点是社会成本高昂;后者社会成本低廉,但是技术难度太大。

王莽的失败就在于急于求成,高估了社会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过犹不及。从更深层次上讲,王莽新政的失败,使古中国在前行的道路上失去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后世虽有所谓“禅让”,但那都只是变戏法,并没有尊重“禅让”的精神。

从此中国只剩下了陈胜这一条道路。

这也是一种民意的表达,然而不是用和平的方式,而是用鲜血来投票。

从此古中国的王朝兴替,变得血腥而又诡谲。

然而王莽的失败,并不能仅仅归咎于改革中的重重阻力,更应该归咎于他好大喜功的性格缺陷和十足的书呆子气。“杀君马者道旁儿”,王莽就是在一片颂歌中,迷迷糊糊地断送了大好江山。

我们知道,王莽本人是学《礼经》专业出身的,在理论上相当内行,所以他建立了新王朝后,面对群众高涨的改革呼声,头脑发热,企图全面修改既有的制度体系,建立一个全新的王朝。

然而,他进行改革的理论依据,却是全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周礼》等儒家经典。

也就是说,王莽改革,是建立在书本上的。他依照《周礼》设计了一整套对社会进行复古改革的蓝图——看起来都是很不错的。

其一是针对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提出了“王田”政策,其二是针对奴婢的人权问题提出了禁止买卖奴婢的法令,此外还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以及数不胜数的礼制改革措施。

然而这些措施,太书呆子气,实际上大都无从落实。有些措施则过于超前,其本意虽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过是徒增扰攘罢了。

比如说,他立司市、泉府,就有点现在工商管理部门和银行的雏形了,用以管理市场,平抑物价;他还收取新莽版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拟用于社会福利或是工商信贷,甚至还考虑用于按揭——这一套今天看来不稀奇,可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啊!这构思也太超前了一点。

又比如说,他想搞土地再分配,订的标准是一夫一妇受田百亩(这个一百亩,是孟夫子在《孟子·梁惠王上》里拍脑袋拍出来的,缺乏现实依据),然而按当时的全国土地平均算,每户不过才能摊到六十八亩,这里还没考虑地区差异,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则连六十八亩都远达不到。这就是黄仁宇所诟病的“缺乏数目字管理”了。

再比如说,他还搞了好几次货币改革。

第一次是在居摄二年造大钱,文曰:“大钱五十”,又铸造契刀、错刀、与五铢钱并行。

第二次币制改革是在新朝建立后的始建国元年,废除了错刀、契刀和五铢钱,专用大小钱,小钱值一,大钱值五十。

第三次改革在始建国二年,行宝货制,制订了五物六名二十八品。所谓五物,即金银铜龟贝;六名,即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这么多主辅币,谁记得过来?

想想我们今天商业如此发达,主辅币才几种?老百姓拿着王莽的“宝货”,用起来不头昏眼花才怪。而且,十种布币,每一级只相差一铢,简直难以辨别,至于龟贝之类的货币就更得随时测量了。

这一制度引起很多麻烦,所以老百姓干脆拒用“宝货”,只用大小泉。于是改革家王莽被迫废除龟贝布属,遵从民意,复行大小钱。

第四次改制在天凤元年,废大小钱,改用“货布”、“货泉”两种新币。

这样改来改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对工商业打击尤其巨大。当时人称:“每易一钱,民用破业……工匠饥死,长安皆臭……”

王莽的货币改革,从根本上背离了货币流通的客观规律,仅凭着一腔书呆子气和手里的权力,就冒冒失失地搞起复古实验来,不失败才是怪事。

所以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评价道:“中国历代币制的失败,多有别的原因,而不是制度本身的缺点。只有王莽的宝货制的失败,完全是制度的失败。”

王莽金融改革的失败,确实是因为缺乏起码的货币常识,可是人们对金融学常识的了解,起码也得等到亚当·斯密的时代啊!王莽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具备这样的知识水平,这就是所谓“技术水平的欠缺”了。

后人从王莽的失败总结出的教训是:不要去碰这些地雷。从此古中国的金融制度在千余年中裹足不前。

然而,传统史学观念仅仅看到了王莽冒进的一面——却遗漏了他的新政中,那些远远超越了时代的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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