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到战国时代,后期的夺权方式,就是变法。无论是那些改变了国君宗族的诸侯,还是保留了国君名号的诸侯,在这个大变革时代要想生存下来,变法都成为唯一的选择,不变法者,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被淘汰。

说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在战国的早期,是当时中国各诸侯国中的“时尚”,几乎所有强大的诸侯国,都采取了各种变法的措施。现代人耳熟能详的,包括魏国和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但各类变法运动中,真正具有开天辟地意义,并成为之后战国诸侯变法“范本”的,却是最早的魏国李悝变法。

李悝变法,起于战国时期的新兴国家魏国。作为从晋国分离出来的魏国,立国初期的运气很不好,魏国的国土,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基本都位于中原的腹地,分到这样的领土,在战国群雄并起的局面下,地利上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魏国的东面是齐国,西面是秦国,南面是楚国,北面是赵国,夹在中间的魏国,可以说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这样的局面下,要生存下来,环境是非常艰难的。

但幸运的是,魏国的第一代开国之君,是这时期中国各诸侯国里最杰出的君主魏文侯。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国的国君,被周天子承认,完成了三家瓜分晋国的最后一步,这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就是魏国的国君魏文侯。在当时的诸侯国君中,他是以善于礼贤下士,眼光独特著称的。如同当年的晋文公一样,他的身边也聚集了一批杰出的人才。比如子夏这样的儒家学者,吴起这样继孙武之后的杰出军事家,还有西门豹这样善于治理地方的英才。比起魏国劣势的地理条件,魏文侯的人才储备,却是绝对的优势。

但这其中,最著名的却是李悝。不仅仅对于魏国,即使对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他都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李悝是子夏的学生,现代留存的各类史料里,有关他的记录少之又少。甚至连著名的《史记》上,都没有他的传记。之所以如此默默无闻,主要还是因为魏国的霸业最终只是昙花一现,而后来吴起变法的悲壮殉难,商鞅变法的异军突起,都大大盖过了他的锋芒。但是这无法掩盖他的重要地位,李悝的变法内容,奠定了战国时期整个中国大变革的雏形,在这个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期,它是历史的先声。

而从当时的局面看,标志着奴隶制最终消亡、封建制度最终确立的战国变法,最适合的发生地,也只能是魏国。因为相比于其他国家旧贵族势力强大的局面,从原先晋国脱胎而出的韩赵魏三国,本身就是新兴的国家。这时期的齐国,正在完成田氏代齐的最后过渡;西边的秦国,不但尚无东进的进取心,本国的大权也主要把持在旧贵族的手里。而三个新兴的国家中,韩赵两国的君主,在能力和眼光上,更远远不能和魏文侯相比。更何况,魏国此时面临的生存局面,比其他两个新兴国家都要严重得多,生存的压力,也使得魏国必须要选择变法图强的道路。

而当时的魏国,在变法之前面临的局面,也可以用内外交困来形容。外部环境上,诸侯之间的征战日烈,外部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大;内部经济上,魏国本身就是晋国中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富庶程度上,魏国不如韩国,在军力的强悍程度上,魏国又不如赵国。这样的压力下,魏国必须采取措施,走变法图强的道路。而李悝,就是完成这个使命的最合适人选。

在魏国立国的早期,李悝并不在魏国的权力中枢之中,他曾经担任过中山相和上地守,这两个地方,都是在毗邻秦国的西北边境上。早年的李悝,曾经多次率军和秦国交战,而他得到魏文侯的赏识,一是因为他的老师子夏是魏文侯的重臣,二则是因为他的变法思想,切中了魏国的时弊。

在经历了数年地方官磨砺后,李悝最终成为魏国重臣,开始全面推行他的变法主张。他的变法内容主要包括四大项:第一是废除奴隶制时代的世袭制度,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取消旧贵族原本享受的世袭俸禄,用来招募贤才,发展生产。第二是正式废除了中国传统的井田制,采取“尽地利之教”的政策,鼓励老百姓垦荒,废除原本井田制制度下的土地界限,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同时对国家境内的所有土地进行测评,估算国家的土地产量,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分配给农民土地,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第三是实行法治,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这个法律的名字叫《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制度下的法律。第四就是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

这四项措施,从表面上看,似乎平淡无奇,但真实的意义,却影响深远。李悝变法的第一条,是对残存的奴隶贵族世袭制度的最后颠覆。在经过了春秋末年的一系列动荡之后,传统的奴隶主贵族,势力早已经日益萎缩,而西周时代传承下来的奴隶世袭制,就是他们最后一层遮羞布,凭借这个制度,他们在战国的早期,还能够保持表面尊崇的地位。世袭制的废除,使他们最终被历史所淘汰,彻底淡出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与此同时,魏国用原本奉养这些社会寄生虫的开支,用来向各国招纳贤才,从此以后很长时间,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几乎都把魏国作为建功立业的首选。魏文侯统治时期的魏国,由此了英才荟萃的局面。李悝变法的第二条,是对中国传统井田制度的最后颠覆。井田制度经过春秋时代的连续动荡,早已经名存实亡,也成为奴隶主贵族维护封建制度的一个口实。尽地利之教的实施,使魏国的土地面积在这一时期如滚雪球一般增长。传统的奴隶主贵族经济被彻底打破,大批原本属于奴隶主贵族的庄田,通过开阡陌的方式转入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的手中。魏国经济的全面转型,在此过程里完成。李悝变法的第三条,影响更加深远。李悝制定的《法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雏形法典,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方方面面的建制,虽然其内容在今天已经失传,但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它都是被后世各类学者推崇的法律典范。第四条的作用,对于当时的魏国是最直接的。通过武卒制度的确立,魏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当时的战国军事界,有“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即魏国的武卒战斗力,一度是整个战国版图上最强大的。这四条的实施,不但在当时成就了魏国的腾飞,也成为不久的将来,诸多变法家奔走列国,进行变法图强的内容范本。

作为战国时代最早的变法,李悝变法的效果是成功的。

在三家分晋的局面形成以后,三国中最早走上扩张道路的,是赵国和韩国,两个国家都企图趁着国家初兴的机会趁热打铁,尽可能地扩展地盘。但现实是残酷的,当魏国埋头发展的时候,韩赵两国在对外战争中处处碰壁,赵国多次被秦国击败,韩国更受到了齐国和楚国的夹击,立国没有多久,生存局面却陡然艰难了起来。外战打不好,韩赵两国还想内斗,都想着兼并掉对方的土地。在魏文侯埋头发展的时候,韩国和赵国都曾经通过外交渠道找到魏文侯,提出和魏文侯合作,兼并掉对方的国土。对这些要求,魏文侯不但拒绝,更苦口婆心地劝说,提出现在三晋国家,当务之急不是内斗,而是集中力量,对外进行扩张。只要三家能够相互呼应,共同进退,就能在残酷的诸侯争霸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看看最后秦灭六国的历史,不得不承认,魏文侯在这方面的眼光,是相当准的。

在团结了韩赵二国之后,经过20多年的休养生息,公元前419年,魏国开始了扩张之路,他们的打击重点,就是西面的秦国。虽然晋国已经成为“过去式”,但继晋国后崛起的魏国,依然延续了晋国时代对秦国的挤压政策。像秦国这样一个尚武成风、战争潜力巨大的国家,必须牢牢地把他堵在关中平原之内。一旦让他突破了关中平原的阻碍,对于整个中原诸侯国来说,那都是如洪水猛兽一样的灾难。

公元前419年,魏国首先在少梁铸城,和秦国边军拉锯,但出师不利,魏国虽然占领了少梁,却始终无法消灭秦军,和秦国之间形成了长期相持的局面。关键时刻,魏文侯启用了一个名声不好的将军——吴起。吴起因为当年在鲁国的“杀妻”事件,一直都是正人君子眼中不齿的小人,但魏文侯用人用其长,就看中了他能打仗的优点。这个决定的效果立竿见影。公元前413年,吴起一举攻破了秦国的西河防线,击溃了秦国的西河守军,将整个西河尽数纳入到魏国的版图中来。这场胜利在当时的意义非同小可,魏国占有了秦魏两国边境之间的战略要地,对秦国的战争主动权已经形成,秦国别说是东出进攻中原国家,只要魏国不来进攻,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西河的失去,引起了秦国上下的震动,咬牙切齿的秦国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西河,但有决心是不够的,李悝变法多年以来的成果显现了出来,魏国凭借其远远优于秦国的经济实力,可以在战争中大打消耗战,借此来拖垮秦国人。到了公元前408年,魏国不但占有了河西地区,更向北占领了陕西代郡,向南夺取了河南三门峡,秦国从关中进入中原的所有要道,至此完全被魏国人堵死。秦国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收复西河的打算,转而在边境修筑堡垒,防御魏国的进攻。魏强秦弱的局面,成了战国初期双方实力对比的写照。

在压制秦国的同时,魏文侯也对南方的另一大强国楚国、东方的齐国进行了打击。公元前405年,趁齐国田氏宗族内部发生内乱的机会,魏文侯联合赵韩两国出兵,斩杀齐国军队3万人。占领了齐国物产丰富的鲁西南地区,特别是收复了齐景公当年占领的晋国重镇聊城。此战的胜利,使此时正在忙着“代齐”的田氏家族,再次选择了对魏国的暂时臣服。齐国后来向周天子要求册立的文书,也是托魏文侯代呈的。而南方的“超级大国”楚国,也在和魏国的交锋里吃了亏,魏文侯不断南下,攻掠江汉平原的小国,楚国虽然组织过几次北上,都败北于魏国的手下。魏文侯在位的时期,原本是“四战之地”的魏国,却处在一个四面扬威的时期。归根结底,还是魏国率先进行变法尝到的甜头。

李悝在魏国的变法,不但影响了魏国的历史,更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文侯时代魏国的李悝变法,其实就是整个战国时代变法的试验田,列国诸侯从魏国的强大过程里,看到了变法对于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从此之后,列国的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当时几乎所有开展变法的国家,都把魏文侯和他治理下的强大魏国,作为变法的楷模和目标。

而魏国也同样是战国变法人才的“培训学校”,早期在其他国家主持变法的人才们,许多人都在李悝变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比如后来主持了楚国变法的吴起,早年就是魏国李悝变法的助手。而列国变法中最彻底的商鞅变法,也基本是以李悝变法为蓝本。这时期的各类变法中,唯一和李悝变法无关的变法行动,应该就是燕国的“复古”改革,这种历史倒退的做法,引发了燕国本国的一场内乱,险些沦亡于齐国之手。

作为战国诸侯中第一个吃变法“螃蟹”者,魏国的国势,在魏文侯在位的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他在位的50年,是魏国雄霸天下,称雄于诸侯的50年。西面的秦国被他打得服服帖帖,东面的齐国唯他马首是瞻,南方的楚国遭到他联合三晋势力的一次次沉重打击。虽然与北方的赵国发生过摩擦,但韩赵魏三国中,魏国却是当之无愧的老大。而在当时整个战国大势中,他也是国力最强者。

但魏国这时期霸业的基础,仍然是脆弱的,因为他没有称霸的地理优势,“四战之地”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魏国如果想长久的保持霸主地位,甚至想统一六国、结束分裂局面,就必须要占据一个战略制高点,不是向北占有赵国,取得对六国诸侯坐北朝南的优势,就是要向西或者向东,占有秦国和齐国,取得得天独厚的地理屏障,否则,魏文侯所奠定的版图,势必是不能持久的。

魏文侯过世后,其子魏武侯即位,就在魏武侯登基后的第二年,为魏文侯设计变法大业的老臣李悝也病故了,但这时候的魏国,国力依然在持续上升。魏武侯在位的26年,是魏国对外战争比较多的一段时期。公元前393年,魏国两线作战,分别在南线击败了郑国,西线击败了秦国,向南和向西都拓展了大片国土。之后,魏武侯与韩赵结成军事同盟,四处征战,先后击败了楚国、齐国、秦国,但是这以后,他和两位盟友赵国、韩国,也相继发生了矛盾,陷入了新的战争。这时期的魏国,整整26年来,对外战争几乎未尝一败,对四面的敌人连战连捷。魏武侯比起其父亲来,虽有军事才能,但在政治眼光上却远远不及,

总迷信武力能够解决一切。连战连捷的结果,就是魏国四面树敌。在之后的魏惠王时代,国力严重虚耗的魏国,虽然有庞涓屡败诸侯的辉煌,但最终在齐秦两大国的东西夹击下,实力日益萎靡,随着马陵之战被齐国军队全歼,魏国的强大地位,最终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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