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选人休息室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举国上下正深陷世界大战的泥潭，在北山镇，蓝思警长决定最后一次参加竞选，如果成功，这将是他第七次担任这一职务。他首次当选还要追溯到一九一八年，差不多四年后，我在北山镇开始执业（山姆医生正在向熟稔的访客与酒友娓娓道来），从那时起，每一次的案件我都可谓是略尽绵力。我和安娜贝尔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日举行婚礼，距离蓝思警长即将面临的首次竞选将近一年，自然而然地，她和我站在同一阵线上，竭尽所能地声援蓝思警长连任。

“安娜贝尔方舟”是本地区设施最齐全的动物诊所，因为业务蒸蒸日上的缘故，助手已经发展到两名，这意味着她可以有更多的晚上在家里度过。十月里的一天，她还抽空和我一道参加了为蓝思警长拉票的选民大会。今年的另一位候选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儿，名叫瑞·安德斯，他是个相当亲切的人，就是欠缺了点经验，之前只做过两年的警长助手。我们也参加了一次安德斯的拉票集会，想看看对手的实力。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集会在庄园大厅举行，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们站在拥挤的会场末排。安德斯年近三十，黑发，自有一股魅力气质隐隐散发。他偶尔会开玩笑说自己在镇郊有个原木小屋，可惜他不是亚伯拉罕·林肯。他和妻子在靠近镇广场有一个体面的家，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一开场，他便对我国英勇的海军将士仍然在瓜达康纳尔岛苦战大加赞颂，接着解释说自己因为风湿性心脏病的缘故无法报效祖国。随着演说的继续，主题逐渐演变为对年轻人的鼓舞，以及镇警察局急需新鲜血液的加入。

“我拥有一名能力杰出，为人可靠的对手，”他慷慨陈词，“他在任都二十四年了，今年五十六岁！”

他说得一点也没错，蓝思警长比我年长十岁。当对方指出这一事实之后，我可以感觉到身旁蓝思警长的熊熊怒火。我在他胳膊上拉了一把，以防他一时激动而大放厥词。在前排的椅子上，一些安德斯的支持者激动地高嘁：“年轻万岁！年轻万岁！”

我赶在蓝思警长爆发之前把他推到门口。

“你绝对想不到，”他一出来就破口大骂，“他的工作还不是我给的！他跟着我混了两年，也许开过一两张超速罚单，除此什么像样的成绩都没有。现在他居然觉得自己有能力比我干得好！”

“淡定！”我说道，“你也想得心脏病吗？”

“我怎么会有心脏病？因为年龄？因为我五十六了？”

我黯然将他朝门外推。蓝思警长这些年从未以病人的身份和我打过交道，原因很简单，在将近六十岁时仍拥有非常健康的身板，这并不多见。他的妻子薇拉对此功不可没。因此，他的健康状况不会对选举造成负面影响，可他的年龄显然是个不利因素。

瑞·安德斯的竞选活动负责人名叫乔纳森，不过他更喜欢人们叫他卡塞尔少校，卡塞尔是他的姓，少校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的军衔——这是他自己说的。他五十岁出头，以前在州议会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角色，如今在北山镇这么个小地方为当地的警长选举拉票，我在想是什么让他沦落至此。没准是为了钱，瑞·安德斯娶了简·布洛菲，后者的家族在镇外拥有一片赢利颇丰的烟草田，传闻说她用大把美元支持着丈夫的竞选，其中可能也包括卡塞尔少校的一份报酬。顺理成章地，他住在他们的原木小屋里，这间屋子可以说是简·安德斯的嫁妆。

那天晚上，我们在警长家里共进晚餐，薇拉烹饪了她最拿手的羊排，席间我们谈到今天的选举。安娜贝尔认为把视线的焦点集中在警长的年龄上是卡塞尔少校的点子。

“用这种下三烂的手段，真恶心。”她愤愤不平。

“你和瑞·安德斯有过接触吗？”我问。

“没有，不过倒是给他妻子的宠物猴看过一次病。她看上去还不错。”

“你说的不错是人还是猴子啊？”薇拉·蓝思开着玩笑，朝桌上递来一盘菜。

大家伙儿都乐了，安娜贝尔回答道：“要我说真的，都挺不错。”

玩笑归玩笑，蓝思警长迅速恢复了严肃。

“医生，我们怎么才能应对年龄的问题？以前的竞选对手从来没有人利用这一点来做文章。”

“那是因为以前你还年轻，”我告诉他，“五十六岁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然不算老，但你出生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寿命也才四十六岁，即使是在今天，白人男性的预期寿命也不过六十二岁。老树能开新枝，时光不能倒流。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强调你在这个职位的经验。把统计数字抛给选民，让他们瞧瞧你这些年破了多少谋杀案！”

“那些成绩里都有你的一半，”警长感慨地说，“他肯定要这么说。”

晚餐结束后，我和警长去了吸烟室，女人们则忙着收拾餐具。在家里我会帮安娜贝尔做家务，不过蓝思警长和我不同，尽管只比我年长十岁，但我们已经是两代人了。

“你能行的，”我试着鼓励他，“瑞·安德斯想要在这里担任警长，路还长着呢。”

十月的脚步一天天过去，温暖宜人的新英格兰的秋天几乎快要使我们遗忘了前线的战事，出乎预料的是，安德斯似乎渐渐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气。与安德斯共事的一些副官也纷纷加入他的竞选阵营，蓝思警长对这些人的倒戈感到非常受伤。薇拉甚至还做了一个极度不科学的民意调查统计，她在电话簿里找了一百个号码，然后一一询问，结果四十人支持蓝思警长，三十七人支持瑞·安德斯，剩下的表示还没打定主意。其实还有很多没有电话的选民，我们没办法知道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

到了十月二十六日，距离最终投票还有八天，在警长办公室外出现了令人不愉快的一幕。罗勃·加拉格尔是安德斯的一名同僚支持者，他正在停车场向人们发放小传单。我刚好开车经过，看到警长怒气冲冲地朝停车场走去，一场冲突在所难免。我担心这件事可能会造成某种不良影响，于是赶紧穿过马路，朝他们走去。

“我今天又不上班！”加拉格尔不屈不挠地说，“况且这里是警察局外头，公民有言论自由，警长。难道您要为了这个让我从局里滚蛋吗？”

加拉格尔虽然精瘦，可肌肉发达，他不仅身高超过六英尺，而且比蓝思警长年轻四分之一个世纪。要是他俩打起来，谁赢谁输一目了然。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我大声制止，并将他们分开，“回去吧，警长。”

他还想要开口说些什么，不过似乎紧接着又改变了主意。他一个急转身，朝办公室走去。

“医生，您该不会也要让我回家吧？”加拉格尔问。

“换个地方吧，罗勃。去警长看不到的地方练习你的言论自由吧。”

“我和卡塞尔少校确认过，这么做不犯法。”

“他说得没错，不过我们得尽量让选举和谐一点。”

说完这些，我跟着蓝思警官回到他的办公室，并把门带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问。

“我哪儿知道，医生。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种对手。我半辈子没遇到什么阻碍！连民主党都多次支持过我。”

“罗勃·加拉格尔显然是安德斯那边的人，其他副官的态度呢？”

“有一些倾向安德斯阵营，但真正的麻烦就只有加拉格尔。他虽然是正式的共和党党员，但是和安德斯私交甚笃。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兄弟取代我坐上局长的椅子。”

“你在薇拉的电话统计中还领先着呢。”

“那点领先，一晚上就没了。”

他说得没错，成败就在接下来的八天。

第二天早上，星期二，我很早就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安娜贝尔接过电话后把话筒交给我。

“找你的，蓝思警长。”

我在半梦半醒中嘟囔道：“现在几点？”

“快六点了。”

“你好，警长，这么早找我，有事？”

“我刚刚接到卡塞尔少校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报告说有人试图潜入他的小木屋。我得过去看看。”

“你今天值夜班？”

“我在床上呢，和你一样。但是他电话直接打到我家了，我觉得可能要出事，医生。”

“我们在小木屋碰头，我尽快赶到。”我答应他。安娜贝尔脸埋在枕头里，大概又睡着了。

安德斯的原木小屋位于镇郊，竞选期间，卡塞尔少校就住在这里。这是一栋坚固耐用、结构考究的建筑，它看起来更像是度假村的一部分，而非拓荒者在森林中草草搭建的住所。我踩着油门，朝目的地疾驰而去，东方的天空已经露出鱼肚白。警长应该已经到了，我将坐驾停在一辆副官的警车后面，旁边还停靠着一辆崭新的别克，我认出这是卡塞尔的车。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罗勃·加拉格尔，他站在小屋的门廊，手中拿着枪，保险已经拉开。他正用枪口瞄准一扇敞开的窗户。

“加拉格尔！”我高声喊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他没有回头，“看起来似乎是蓝思警长把卡塞尔少校给杀了！”

后来我们一起回局里的时候，警长的表情真的像要杀人的样子。尽管没有被提出正式指控，但加拉格尔副官明白表示自己会呈送一份详细报告给地方检察官。

“这是陷害！他们想让我输掉选举！”他在办公室里对我大发雷霆，“安德斯真是不择手段！”

我试着让他冷静下来。

“就算如此，我想他也不至于搭上自己的选举负责人的性命吧。跟我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越详细越好。”

他深吸一口气，试图镇静下来。

“还记得我跟你提到的吗，他打电话报告说有人想潜入他家，这事儿颇有些蹊跷，但是我又不想打电话给值夜班的加拉格尔，所以就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自己一个人过去了。我到达现场的时候，屋外就只有卡塞尔那一辆车。我敲门，但是没人开门，门是锁着的，客厅的窗户里有灯光漏出来，我便来到窗外朝里看。卡塞尔少校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就和后来你看到的一样。我看到了血迹，他头上有一个像是中弹导致的伤口。我检查了所有的窗户，想找找看有没有开着的，可它们都上了锁。小屋只有一扇门，也是锁着的。最后我打碎了客厅的窗户，把插销拉开，爬了进去。他果然死了，我看到地板上有一把手枪，丢在房间的另一头。我回头检查了房门，确实上了锁，并且还架着门闩。就在这时，罗勃·加拉格尔出现在窗口，举着一把上膛的手枪。”

“屋里没藏着其他人吧？”

警长摇摇头。

“你到了之后，我们搜查了整个现场。屋子里除了客厅和小厨房，就只有另一头的一间卧房和一个浴室，没有地窖或阁楼。唯一的生物就是笼子里的那只猴子。”

那只黑猴子正是简·安德斯的宠物猴，安娜贝尔在“方舟”给它看过病。它体形巨大，超过五十磅。我不知道它待在卡塞尔少校的房间里做什么，但怎么看它也不像是凶手。

“加拉格尔的报告里一定会写他发现你单独与死者处在一个密室中，除非卡塞尔开门，否则没有人能够进屋，如果是这样的话，凶手行凶后是如何逃走的？你自己也看到了，屋门不但上了锁，还有门闩。”

“医生，门闩上可以动各种手脚的。”

话虽如此，但本案并不适用。

“这正是我首先检查的部分。那扇门的门闩有个把手，你得转动把手才能上闩。用丝线拽或者等冰块融化后自动卡进凹槽的诡计在这里行不通。房门还用钥匙上了锁，不过我猜安德斯和卡塞尔都有钥匙。”

“要不就是窗户有问题，有人卸下窗玻璃，杀了人再安回去。”

我又摇了摇头：“我每一扇窗户都仔细检查过了，除了你打破的那扇之外，其他的窗户都没有问题。壁炉的烟囱更是窄得连小个子圣诞老人都进不来。”

“有没有自杀的可能性？”蓝思警长问道，他脸上的皱纹因为忧虑而变得更深了。

“那也解释不通。伤口没有火药灼伤的痕迹，而且手枪的位置距离死者也太远了。因为只开了一枪，所以应该是谋杀才对。”

“那不是我的枪！我的枪一直放在枪套里，直到加拉格尔将它暂时没收。你该不会认为他趁机掉换了它们吧？”

“不可能。我记录了两把枪的序列号。”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心烦意乱，因为两把手枪的型号都是史密斯·维森的点三八口径，这是警察局人员的统一配备。它们的序列号除了最后两位不同，其余都一模一样，这说明他们是同一时间发放的。

“大家一定认为我有杀人动机，卡塞尔协助安德斯参与竞选，并且以我的年龄作为攻击目标。”

“候选人从来不会因为竞争

对手在打嘴仗时说的话而杀人的，警长。”

“医生，他们的目的只是要在这一周内给选民们留下这种印象。离正式投票就只剩下七天了……”

到了周三早晨，整个北山镇都在议论纷纷。镇长给蓝思警长放了带薪假，直至调查结果出来。致命的一枪并不是从他的佩枪中射出的，但是凶器确实是旱些年警察局购买的一批共十二支手枪中的一支，但是从没有发放给任何一名警员使用，一直处于备用的状态。

“我好多年没检查过那些备用武器了。”蓝思警长告诉我。

“谁可以拿到它们？”

“我的任何一个副官都可以。还有别的一些人应该也有机会，比如我的秘书葛瑞钦。”

蓝思警长是几年前刚刚决定需要一个人来处理文书工作的。随着副手人数达到九名以及犯罪行为的增加，他从镇议会取得了预算，因此雇了葛瑞钦·怀尔德，一个迷人的中年女子，但离过婚。大萧条时期，她从普罗维斯登搬来北山镇。我对她所知甚少，只在警察局里有过数次短促的交谈。趁警长待业在家，我决定去拜访这位女子。

她从打字机里抬起头来，顺手将垂落额前的棕发往后拨去。

“霍桑医生！”她有些吃惊地和我打招呼，“蓝思警长他……”

“我知道他不在这儿，我是来找你的。”

“加拉格尔现在代理警长的职务，要不要把他叫过来？”

“没必要，我只想和你随便聊聊。”

“医生，我根本不相信蓝思警长会和卡塞尔少校的死有什么牵连。”

“他听你这么说一定很高兴。警长在镇上人缘这么好，大家都支持他是清白的。我来找你是想问问办公室里的枪支存放情况。”

她椅子一转，面朝我两手交握。

“警长和他的副官们每个人都负责保管自己的佩枪，下班后，他们会把佩枪带回家，以应对紧急状况。”

“算上警长，局里一共有十个人。他当年一共买了十二支史密斯·维森的点三八口径手枪，剩下的两把应该放在办公室里吧？”

“我没见过，”她说道，“但是它们应该被存放在保险箱里。”

那个老旧的铁盒子像个怪兽似的蹲在警长办公桌的对面，从我有印象的那一天起，就没见它张开过嘴巴。葛瑞钦·怀尔德在她的桌上翻找了一阵，然后拿出一张写了密码的字条。

“在这儿呢。”说完她便走过去转动保险箱的拨号盘。保险栓被打开的时候，这个老家伙发出了哐啷哐啷的沉重响声。她打开里边一个没有上锁的抽屉，从中拿出一支用油布包裹的手枪。

“这是其中一把，还有一支好像不在里面。”

“那把被人拿去杀人了。”我告诉她。

“原来如此。”

“这么说，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打开保险箱，”我说，“如果他们知道开锁密码就放在你桌上的话。”

“这件事只有蓝思警长知道。”

“但是副官们进进出出，很有可能偶尔发现了这个秘密。或是你开锁的时候，碰巧被人看到了。”

“我很小心的。”她坚称。

“你认识卡塞尔少校吗？”

“我在马路上碰到过他和瑞·安德斯在一块儿，但我并不认识他。”

这时，她桌上的电话响了，我觉得该问的都已经问过了，于是和她挥挥手，离开了警察局。

周三下午，我在伯尔曼饲料店门口的停车场找到了正在发表竞选演说的瑞·安德斯，他的妻子简也陪在他身边，他们在纷纷扬扬的传单中走过。我发现那正是前几天加拉格尔散布的传单。“我打算长话短说，”他说道，“我的竞选负责人，同时也是我好友的乔纳森·卡塞尔少校昨天早上被人残忍地杀害了。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我会竭尽全力参加接下来的竞选，作为对少校缅怀，如果我下周二成功当选，我向各位保证，一定将真凶绳之以法！”

一阵欢呼声从人群中爆发出来，接着人们开始散开，纷纷回到自己的车上。我拦住安德斯，问他能不能给我几分钟谈谈。

“这次你无计可施了吧，山姆。无论是手法还是动机，都找不到第二个嫌疑人。”

“罗勃·加拉格尔不早不晚出现在现场，不是吗？这看上去就像预先排练好的计划。”

“加拉格尔周一值晚班。电话接线员报告说小屋有人奄奄一息地求救，等他赶到时，警长的车已经停在门口，客厅窗户也被打碎。”

“你认识卡塞尔少校多久了？他为什么到北山镇来？”

“我是在哈特福德市的一次募捐派对上遇到他的。聊着聊着我跟他说如果能找到好的竞选负责人，我会参加警长选举。那是去年的事了。当我下定决心之后，简建议我和他联系。他和我岳父有一些业务关系，在党内也颇有人脉。”

简·安德斯奋力从热情的支持者中脱身，来到我们旁边。

“我想您该不会是想为警长洗脱嫌疑吧，”她说，“他犯的是杀人罪！”

“这件事还没有定论，简。”

“我不相信这是自我防卫，屋子里没有搏斗的痕迹。”

“你怎么知道？”

“我去取回马克思——我的宠物猴子，它被关在笼子里。尸体和凶器都被警方移走了，但是除了一扇破碎的窗户，屋子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

“我最好奇的是那只猴子为什么会出现在犯罪现场？”

“夏天我一直在原木小屋里工作，刷油漆啦、添家具啦之类的准备工作，为了迎接卡塞尔少校入住。马克思也在那里陪我，没想到少校很快就喜欢上它了。他请求我把马克思留在那里，我觉得挺好，就答应了。竞选期间，我也能少一份牵挂。”

“你们有没有借过枪给少校？小屋有点偏僻，他可能需要防身用的武器。”

“当然没有，”安德斯回答，“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凶枪不是我的。去年从警察局离职的时候，我已经把佩枪上缴了。你可以查到归还记录。”

“我想多了解一些死者的情况，我知道他和你的父亲有业务上的往来，简，如果你不介意，我能不能和你父亲谈谈？”

虽然有些惊讶，但她还是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父亲是个很棒的家伙，不过能不能对您有所帮助就难说了。”

“谁都比不上马克思，”我说，“你的猴子目击了事件的全过程。”

星期四早晨，当局仍未决定是否以杀人罪名起诉蓝思警长，我抓紧时间驱车前往费尼安·布洛菲的烟草田。从我来到北山镇的第一天起，布洛菲家族就已经在悉心栽培这片土地，在阳光特别强烈的日子里，他们会架起大棚保护田里的作物。大部分烟草都被用于香烟的生产，这让布洛菲家族日渐富裕。眼下正是烟草的收获季节，人们收割，晾干然后出售。明年春天以前，这片农场将进入淡季，只剩下一些打理家畜的农活要干。我事先打了电话过去，一点钟没过多久，布洛菲亲自出来迎接我。

他高高瘦瘦的样子看上去不像个烟农，倒更像个地主。简继承了他的绿眼睛和发号施令的仪态。

“霍桑医生，我想我们应该是初次见面。在下就是费尼安·布洛菲，进屋坐，我妻子今天在城里。”

我们面对面坐在巨大的客厅里，周围饰有鹿头和几个野鸡标本，这应该是他的战利品，不过我并没有问。

“我不想耽误您太多时间，”我告诉他，“今天主要是为了卡塞尔少校而来的。”

“原来如此。大家都知道警长是您的朋友，”他取过一个半满的雕花酒瓶，琥珀色的液体在里面晃动，“现在喝酒是不是有点早，医生？”

“完全不会，这对身体有益无害，”我接过酒杯说道，“蓝思警长不是凶手，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找出真凶，还有他的动机。您和死者有业务关系，对吗？”

“他为我提供一些帮助。”

“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他代表本州烟农的利益向立法机关进行游说。”

这个消息让我感到意外：“卡塞尔是一名说客？”

“他是本州顶尖的。去年他惹上了麻烦，于是决定暂时避避风头。”

“什么麻烦？”

费尼安·布洛菲耸耸肩：“有人告他行贿，塞钱给一名州议员以确保某项法案顺利通过。当局仍在就此事进行调查。”

“和这次的案件好像没什么关系。”

“是啊。”布洛菲说。

“您的女儿对他的竞选负责人工作还满意吗？”

“这一点毫无疑问。多亏他提出了新老更替的作战方案。”

“蓝思警长说案发当天早上，卡塞尔打电话报告说屋外有可疑的人出没。您觉得可信吗？”

“没什么奇怪的，如果真的有可疑人士出没，报警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那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到警察局？”

他挥了挥手，有点不耐烦地说：“可能警长家里的号码刚好就在手边，我怎么知道？”

我透过窗户望向远处的田野。

“今年收成不错吧？”

“一般般了，不过我知足啦。”

我向主人告辞，却并不知道此行究竟有什么收获。

那天下午，当我再次出现在瑞·安德斯家门口时，他看上去很不高兴。

“坦白跟您说，医生，您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了。就算不是竞选对手，我也打心底里认为是蓝思警长干的。”

隔壁房间传来动物的叫声，我瞄了一眼马克思的笼子。它一看到我，就兴奋地上蹿下跳，显然这是它欢迎新玩伴的方式。

“要是它能开口说话就好了。”我说。

“那对蓝思警长可不是什么好事。”

“冒昧问一下，你星期一整个晚上都在家里？”

“老实告诉你好了，那天晚上我在西尼角，因为第二天早上有一场餐会。”

这时，身着华贵晚礼服的简·安德斯从楼上款款而下，在北山镇很少能看到如此讲究的打扮。

“我们马上要出门了，先是晚餐，然后还有另一场选举集会，”

她解释道，“很抱歉没办法和您长谈。”

“今天早些时候，我和您的父亲谈过了。”我说。

“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了。”

“我只是路过来看看马克思，它一直被锁在笼子里吗？”

“以前从不上锁，直到后来我买了一把弹簧锁。现在它自己可以乖乖地走回笼子里，但是想出来的话得靠我们开门，因为它够不着开门的把手，笼子的板条之间太窄了。”

“卡塞尔少校会不会把它放出来一起玩耍？”

“我认为他有时候会这么做的。”

马克思更加激动地在笼子里跳来跳去，试图吸引我们的注意。

“我们真的得走了，”安德斯说，“快要迟到了。”

“抱歉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否在担任副官期间取得了那支凶枪并把它放在小屋，而在你离职后又忘记了上缴？”

他摇头道：“不可能，我告诉过您，我把自己唯一的佩枪还给局里了。”

我离开了安德斯家，开始思考接下来要去哪儿。

安娜贝尔邀请警长和薇拉来我们家共进晚餐，希望借此改善某种焦虑的情绪，但那是个有些沉闷的夜晚。

“我连发表竞选演说的机会都没有了！”警长闷闷不乐地说，“我一开始讲话，观众里就有好事者起哄，质问我为什么要杀死卡塞尔少校。”

“我们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薇拉说，“我希望蓝思辞职，如果安德斯那么想要警长的位置，就让给他好了。”

“辞职就是不打自招，”我提醒她，“咱们需要正面应敌，薇拉。”

“现在是星期三晚上，医生，”警长可能以为我忘记了时间，“离投票只剩下六天了。”

“还有三天万圣节，我会在周末之前和凶手一决胜负，这样我们还有三天向大众发布你无辜的消息。”

“无辜！”他冷哼一声，“要不是地方检察官站在我这边，现在我已经蹲大牢了。如果我被监禁或是起诉，周二的选举安德斯必胜。”

“你有什么发现吗，山姆？”安娜贝尔问。

“倒是有一个，你们说猴子能开枪吗？”

她叹了口气。

“我表示怀疑，不过谁知道呢。别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还记得盆栽棚舍里的那只猩猩吗？当时你也怀疑过它，可这并不是爱伦·坡的侦探小说。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我会认为凶手是人而不是动物。”

“说不定这次情况不同，”我说，“也许我们可以重建案发现场，看看马克思星期一晚上究竟干

了什么。”

这听上去有些疯狂，但我总不能坐以待毙吧。就算有一丝希望，我也要为了蓝思警长和薇拉而战。被捕的压力随着下周二选举的日益临近而逐渐增加，我们都知道，一旦被捕，选举就会泡汤。我决定寻求罗勃·加拉格尔的帮助，现在他是代理警长。星期四一早，我就直奔他的办公室，把来意说明。

“罗勃，我想重建周一晚上的案发现场。”

“这么做有意思吗？”

“有可能，呃，某种很小的可能……凶手是那只猴子。”

“我靠，山姆！你疯了吧！猴子怎么可能开枪？”

“马克思聪明着呢。简·安德斯告诉我它能自己从笼子里跑出来，后来她换了弹簧锁才让它老实下来。”

“我到现场的时候，马克思是被锁在笼子里的，”加拉格尔提醒我，“它离凶器很远。”

“但是简说它也会自己回到笼子里去，笼子上的锁是弹簧式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假设卡塞尔把它放出来嬉戏……”

“早上六点和猴子跳舞？”

“然后……猴子发现了那把手枪，它扣动扳机，子弹刚好击中了卡塞尔。马克思一定很惊慌，连忙回到自己的笼子里，把笼门关上，最后弹簧锁自动锁住。”

“好啦好啦，”加拉格尔说，“我来告诉你这个推测的几大错误。第一，卡塞尔被杀时穿戴整齐。第二，他打电话给蓝思警长报告危险，你认为他挂了电话会用逗宠物猴子玩耍的方式来打发时间吗？他在焦虑地等待某人到来，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警长。”

“那窗外的可疑分子该怎么解释？”

“那是蓝思警长编造的谎言。”

“如果他是凶手，打碎窗户后，为什么不把门锁打开，反而让自己身陷密室，成为唯一的嫌犯？”

对此，加拉格尔居然也有自己的解释。

“因为我赶到的时候，他正忙着布置现场，以使其看起来就像有人侵入的样子。卡塞尔让他进屋后，他还没来得及把门锁和门闩重新打开。只要我晚到五分钟，说不定他就布置好一切了。记得吗，手枪上没有指纹，也没有动物的掌痕。说明有人刻意擦拭过。你觉得猴子有这么聪明吗？”

“算我求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重演案发时的场景？在重演过程中，你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也许会有更合理的解释。如果你同意我的请求，我希望安德斯也要在场。”

罗勃·加拉格尔思量了一会儿：“好吧，那就试试看好了。如果那猴子真的会开枪，也许可以洗脱警长的嫌疑。我现在就打电话安排这事儿。”

“一切都要按照周二早上我们到达现场时的样子重新布置好。”

警长秘书葛瑞钦·怀尔德正在桌子后面一个劲儿地敲着打字机，听到我们说话，她转过身来，问道：“那些为了提取指纹而从现场拿走的证物也要放回去？”

“都有些什么东西？”我问。

她拿出一个贴有标签的马尼拉纸信封，打开后，读起了里面的一份材料：“一个装有一枚烟蒂的烟灰缸，一块秒表，一个空酒杯。上面都检查出少校的指纹。秒表还在走。”

“还在走？”我心中一震，“很奇怪啊，秒表怎么可以走这么久？”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加拉格尔老老实实地说，“我记得贴标取指纹前，我把秒表停下来的。上面有一堆指纹。”

“只有少校的？有没有其他的痕迹？”

“没有。”葛瑞钦确认道。

“给瑞·安德斯打电话吧，”我说，“问问他今天晚些时候，我们能不能占用他的小屋做个实验。”

要说服他并不容易，尤其是当我们告诉他需要马克思的协助。这意味着简也必须在场，因为马克思只听她的话。我也要求安娜贝尔出席，她的专业知识可能会派得上用场。最后，自然不能忘了蓝思警长。

五点钟左右，安德斯和简、蓝思警长、罗勃·加拉格尔、安娜贝尔，还有我，一行人在小屋会合。除了客厅窗户仍然用胶合板封住，小屋已经恢复到周二早晨的模样。安德斯费了好一番工夫才把马克思和笼子一并带过来，并把它安置在壁凹里。

“马克思现在体重多少了？”安娜贝尔问。

安德斯气喘吁吁地说：“五十多磅。我们希望它别再长了，有的成年猴子能到一百多磅。”

“如果马克思长到那么大，就只能送去动物园了。”简说道。

我们像观众一样站在房间的一头，加拉格尔拿出那把射出致命一击的手枪。

“最好别装子弹。”蓝思警长说。

“是空的。”加拉格尔说着扳开枪，转了一圈空空的弹膛，然后把枪递给简。

“请放在地上，和案发时一样的地方。”

她接过枪，来到房间的另一头，把枪放在地上。印象中这差不多正是周二早上我看到的位置。然后，她起身来到马克思的笼子旁，把弹簧锁打开。我注意到门锁周围有圈金属，以防马克思把手从门栏间伸出来给自己开门。

门一开，它就离开壁凹，蹦蹦跳跳地走到铺着地毯的客厅里。

“我来扮演卡塞尔少校。”安德斯说。

他拿出一根香蕉，一边发出同类的声音，引诱马克思过来。一看到香蕉，马克思就乐颠颠地跑了过来，完全无视地上的手枪。

“简，你最好帮它一把。”我建议。

她弯腰拾起手枪，枪把朝外地递给猴子。马克思蜻蜓点水地碰了一下，很快就把手抽了回去。她只得将手枪搁在马克思脚边的地毯上，然后回到房间另一头加拉格尔和丈夫的身旁。马克思低头看着地上的枪，终于捏着枪管把枪捡了起来，好奇地盯着看。它看了半晌，我们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最后，马克思把枪扔到地上，甚至都没有碰一下扳机。

“它现在要干什么？”加拉格尔问道。

“大概要回笼子里去了吧，”她微微提高声音，“笼子，马克思！”

它看了一眼简，拿着自己的香蕉回笼子去了。它顺手带上门，弹簧锁咔嚓一声将门锁住。实验到此结束。

“看来不是猴子干的。”加拉格尔说。

“嗯。”我只能同意。

大家都没说话，但心里想的却是同一件事：如果凶手不是马克思，那只能是蓝思警长了。

安娜贝尔和我没有与警长一起回家，我已经想不出办法给警长和薇拉带来希望了。那天晚上睡在床上，妻子问我：“山姆。真的没办法了吗？”

“我不知道。整个案件在我脑海里已经重复了几十遍，没一次有新发现。这个凶手必须具备以下三项条件：第一，有机会获得警察局里的枪支；第二，具有杀人动机；第三，进入密室的手法。如果给凶手开门的是卡塞尔自己，那么他得有某种办法保持房门从内部上锁的状态离开现场。”

“警长并不是碰巧出现在现场的，”安娜贝尔把脸埋在枕头里，闷声闷气地说，“卡塞尔打电话报告了可疑人物后，警长才前往小屋。”

“这正是我不能理解的谜团之一。难道是凶手强迫死者打电话给蓝思警长，来给他下套？”

怀着这样的疑问，我们进入了梦乡。当我在黎明的晨光中醒来时，一些梦境的片段仍然残留在脑海，在梦里，有一只握着秒表的猴子在追着我跑。

这一周我几乎忽略了诊所的业务，因此周五一天我都打算在办公室度过。但我刚到诊所，护士爱玻就告诉我薇拉·蓝思刚刚打来电话，并请我立即回电。

“是你吗，薇拉？刚才你找我？”

“镇选举委员会要求我丈夫退出竞选，镇长也一起来了。他们相信在周二选举之前还来得及再找一名候选人顶替蓝思。”

“这太荒唐了，薇拉。选票都印好了啊。”

“我知道，委员会的人也知道，可他们想的是让蓝思在今晚的广播中，号召支持者把票投给这位新候选人，他们认为这样也许行得通。”

“新候选人是谁？”

“罗勃·加拉格尔。他现在担任代理警长职务，同时也是共和党人。”

“他难道不是瑞·安德斯的支持者吗？”

“情况变了。”她叹息道。

“看完这个病人我马上行动，”我向她保证，“我不会让事情就这么结束的。”

一小时后，当我到达警长家的时候，发现那里一团乱麻。门廊上有一些共和党人，蓝思警长也在里面，看上去郁郁寡欢的。“医生，他们要求我退出。”他看着我走上台阶，难过不已地说。“我听说了。”院子的一角，加拉格尔独自站着，他在等待商议的最终结果。我离开门廊，朝他走去。

“这是你打了很久的算盘吧，罗勃？”

他一副被冤枉的样子。

“我根本没想过会这样。昨天晚上，小屋实验失败的消息不胫而走，接着委员会的人就找上我了。”

“实验没有失败，”我告诉他，我忽然觉得自己说话的底气足了不少，“我已经知道卡塞尔少校是谁杀死的，凶手不是警长。我要求再次进行现场重建。”

“山姆，别逗了，再来一次会有什么区别？”

“相信我，这次我亲自扮演凶手的角色。”

他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听我的。

“委员会也不会同意的。”

“镇长在这里吗？”

“他在屋里。”

我在厨房里找到了塔特镇长，他被薇拉·蓝思逼到了墙角。

镇长义正词严地说着什么，但同时又十分注意自己的语气，以免伤害对方。

看到我，他如获大赦。“山姆，一切都决定了，”他告诉我，“党内不希望蓝思警长背着杀人嫌疑参加周二的选举。”

“我们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实验……”

“我听说了。”

“今晚我想再试一次，这次会有好结果的。”

“有用吗？蓝思警长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凶手只可能是他。”

“如果是自杀呢？”

“凶器离死者太远。”

“有可能是简·安德斯的宠物猴子移动过了。”

镇长脸上闪过一丝踌躇。

“你有把握吗？”

“希望您网开一面，再给一次机会。蓝思警长为北山镇勤勤恳恳二十四年，这个要求不过分。”

“今天下午能开始吗？我们要在今天确定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如果拖到明天，民主党会认为我们在开万圣节的玩笑。”

于是那天下午三点我们又回到安德斯的小屋。在路上，我试着向蓝思警长解释目前的状况，但他充耳不闻。

“医生，这和枪落在哪里没有关系，即使它真的被猴子挪动了几英尺又能怎样？死者的伤口没有火药灼伤痕迹，而且枪被人擦拭过。这不可能是自杀。”

“你和我都心知肚明，但我如果不这么说，镇长就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

“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卡塞尔少校是怎样在密室里被杀的？”

“我已经有想法了，”我含糊其辞地说，“不过我要做个实验证明这个猜想，也好让其他人信服。”

按照约定，我扮演凶手。安德斯再次担任卡塞尔少校的替身。简·安德斯站在马克思的笼子旁边，和蓝思警长、薇拉一道看着实验的进行。罗勃·加拉格尔当然也在观众里，和上一次相比，只是多了塔特镇长。加拉格尔打了个电话回办公室，请葛瑞钦把烟灰缸和秒表拿过来。

当一切就绪，我开口道：“据我推测，凶手以商谈选举为名，在周一晚上或周二凌晨打电话给卡塞尔少校。于是卡塞尔便在家中等待此人到来，这解释了他为何在一大早就身着正装。他们的计划本来是这样的，先由卡塞尔打电话报告可疑人物出没，要求警长亲自出马。然后他们就用秒表记录警长的行动时间。如果他不是单独前来，或者花了很长时间才赶到，就证明他的年龄已经无法胜任警长的工作了。”

“天方夜谭，”瑞·安德斯坚持道，“这么低级的手段，就算能证明警长老了，大家也会觉得我是个卑鄙小人，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说得好，但是凶手本来就没打算测试警长的反应速度，他的真正目的在于把警长引到案发现场，好嫁祸栽赃。”

“好吧，”安德斯说着走到电话机旁边，“现在我就是卡塞尔少校，刚刚打完电话给警长。”

我按下秒表的计时按钮，把它放在桌上。

“现在我们在屋子里等待警长过来，然后我走到马克思边上，把它从笼子里放了出来。凶手必须争分夺秒，因为最多二十分钟以内，警长就会到达这里。凶手拿出武器，对着卡塞尔少校的脑袋就是一枪。他把枪擦干净，放在地毯上，再检查所有的窗户

，确保它们是从屋内上锁的。接着，凶手压低声音打电话给接线员，再次报告说发现了可疑人员，于是一名警长副官将在警长到达后不久赶到现场。凶手从唯一的门走出去，用钥匙上了锁。”

我一边说，一边掏出问安德斯借来的小屋钥匙，一一照做。

站在门外，我提高嗓门大叫：“把手，马克思！”

里面没有反应。

我又叫了一遍，还是没反应。我打开门回到屋内。

“我想你已经证明过马克思是不会开枪的。”简·安德斯说。

我把门一关。

“你跟它说，简。”

“这太荒唐了！”

“它只认你的声音，快说吧。”

她求助地望向自己的丈夫，但安德斯睁大眼睛紧盯着简。

“简，照他说的做，”最后他告诉她，“证明他是错的。”

她深吸一口气，说道：“把手，马克思。”

猴子走到门口，伸出手，转动门闩的把手。然后回到自己的笼子里，把笼门关上。

简˙安德斯哭着倒在丈夫的怀里。

稍后我向众人解释了一切，首先是杀人动机，只有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才能促使人做出极端的行为。

“如各位所知，卡塞尔少校为简的父亲费尼安·布洛菲工作，担任议会的说客。而布洛菲告诉我，卡塞尔因为和州烟草协会相关的行贿行为而被起诉。调查仍在进行中，我怀疑卡塞尔试图把布洛菲也拉下水，替自己分担罪责。尽管布洛菲替他安排了竞选负责人的工作，但他并不满足。为了保护自己的父亲免予起诉，简不惜杀死卡塞尔。她的方案可谓一箭双雕——既保护了父亲，也帮助了竞选中的丈夫。”

“是什么事让你对她产生了怀疑？”警长问。

“第一次实验过程中，加拉格尔请她把枪放回案发时的地方。她几乎十分精确地办到了，可她怎么知道当时枪在哪里？她亲口告诉我，当她来到现场领马克思回家的时候，枪已经被警方作为证物拿走了。这让我开始怀疑她，同时我也开始思考为什么加拉格尔到达现场的时候，秒表处在计时状态。这说明卡塞尔可能被人利用，在用秒表做某种计时的工作，比如计算你到达小屋花费的时间，这也能解释他打到家里来的电话。凶器来自警察局保险箱这一事实则说明本案和警察局人员——无论在职的还是离职的——有关联。以本案来说，是一位前警员的妻子。她一定是某次和安德斯在警察局趁保险箱打开的时候，偷偷拿了那支枪。安德斯对此一无所知。”

“你确定？”

“如果他知道妻子拿了那支枪，他自然也会知道妻子就是凶手。我不认为他包庇凶手。记得吗，周一晚上他在西尼角，家里只有简一个人，没有不在场证明。”

简被捕的消息对于安德斯的选举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主动宣布退出。不过因为选票已经印制完毕，投票仍然如期举行。蓝思警长以巨大优势获得连任。同一天，前线传来蒙哥马利在阿拉曼获胜的消息，未来正日趋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