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技术的时代守望虚无

——评哈兰·科本《别无选择》

吕林

贝塔斯曼直销集团推出“全球贝塔斯曼书友会主荐”项目，计划每年至少向全球书友会会员推荐三部新版精品图书。由《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哈兰·科本（Harlan）创作的《别无选择》（NoSedce），成为首部入选佳作。哈兰·科本，1962年生，新泽西州人，曾先后获得埃德加·爱伦·坡奖、莎姆斯奖和安东尼奖等文学奖项。

小说给我们讲述了一桩惊心动魄的绑架杀人案。主人公马克·塞德曼医生一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重症监护病室，并被告知妻子莫妮卡被人杀害，六个月大的女儿塔拉失踪，随后其亿万富翁岳父收到一张勒索两百万美金的便条。于是，一场在威严冷漠的贵冑、流离失所的移民和联邦特工之间的较量，一出交杂亲情、友情和爱情的纠葛，一幅贯穿喧嚣的都市、静谧的乡村和混乱的巴尔干的全景图，在作家一波三折的叙述中逐步展开。

仅仅因为凶杀、勒索、爱情等等这些悬念小说的通常元素，就能使《别无选择》成为“全球贝塔斯曼书友会主荐”的主打书？它一定还有某些能揭示全球各地人们共同的生存处境、打动他们共有情感的东西。它深藏着，让我们一起寻找。

这是一个高科技拼接成的令人目不暇接的万花筒，一次感官的酣畅淋漓的盛筵，犹如梦工厂制造的另一重天。这里有电脑和google搜索引擎，有迷你宝马和卡莫罗跑车，有Q型电子自动记录器和DNA测试，甚至还有小甜甜布兰妮、克里斯蒂娜和男孩乐队的最新CD。技术弥补了人力之所不能，满足着人们永不停歇的欲望。技术打乱了稳健的时空秩序，广袤的美国大地顷刻间穿越，曾经的情感被相片和CD保存。于是，人似乎无所不能，越来越接近了失落了的天堂。人成了自己的神。技术的充斥，更提高了小说的叙事速度，悠忽间便“轻舟巳过万重山”。在这种轻盈活泼的叙事步履的比照下，不仅《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变得很是遥远，即使《了不起的盖茨比》、《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仿佛显得龙钟苍老。所以我说，《别无选择》是青春的写作，是与技术时代脉搏相谐振的强音。

人们乐观地相信，历史就是主体在物质和技术力量的不断发展中，逾越自然对人类力量的束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于是，技术就成为推动历史车轮的动力，成为人类抵达彼岸的渡船。这种技术拜物教横行于现代社会，它带来了不分疆域和阶层的普遍便利和富足。但是，沐浴在技术的甘霖下，我们要问的是，这世界仅有技术就够了吗？我们需要的难道只是便利和富足？享受着便利和富足的我们幸福吗？《别无选择》给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

现代医术是技术发展的典型成果。小说主人公马克·塞德曼是一名整容外科医生，和同事齐亚·勒鲁一起创办了名叫“互相帮助的世界”的团体，专门医治那些先天性的，或因贫穷和暴力冲突而身体畸形的孩子。马克曾在塞拉利昂从事过面部修复工作，在外蒙古进行过腭裂修复手术，在布朗克斯治疗烧伤病人。可以想见，他给无数受伤的穷孩子带来了福音。不过，“如果某个孩子的脸破了，我会把它复好如初。在手术室里我能创造出奇迹。但我自已却妻死子散，除了眼睁睁地看着，我无计可施。”医术能够治疗肉体的创痛，能够延年益寿，但它却不能抹干心灵的一滴泪，更不能赋予因医术而延长了的生命以意义。所以，马克感到了无助。更何况悲剧的起因正是马克对妻子的漠视，对旧情的恋恋难舍。连医者本人都无法解开诸多烦恼结，怎么还能指望技术成为指引我们从人生困境中突围的明灯？现代技术中心主义在这篇小说中受到了致命的质疑。

技术除了表现为物质手段，还包括现代制度的建构。合理、高效的现代制度把人类社会组合成富有生长性的有机体，实现了人力资源的最大化。在这篇小说中，现代制度集中体现为警察制度。警察制度在处理这宗案件时，却突出显示出它的混乱、草率和无能。首先，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职责上的硬性分割，使他们不能齐心协力地破案。只有当这桩案件呈现为州际犯罪时，联邦特工蒂克纳才插手，当案件仿佛缩小在州内时，不管破案进程如何，他都会甩手不管。其次，由于多疑和无能，警方的思路从未真正进入过案件，甚至成为破案的巨大阻力，案件最终还是由受害人马克和情人、朋友们一起侦破。警方根据“丈夫永远是头号嫌疑人”的信条，一开始就盯上了马克。里甘警员说他的婚姻并不美满。他之所以结婚，是因为他妻子怀孕了。我们紧紧抓住这些不放。不过如果他们的婚姻像《奥齐和哈里特》那样美满的话，我们还是会说，‘不，没有人会那么幸福，’抛开这事不谈。不论我们出了什么难题，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联想到这一现实：塞德曼肯定参与了。

“在假设马克清白时，他们无端地推理出马克从前的恋人雷切尔·米尔斯是嫌疑犯，并认定她会杀马克灭口，又一次把侦破进程引向歧途。在这里令我们惊悚的不是多疑和无能使警方工作效率如此低下，而是警方竟会用如此阴暗、卑劣的思想揣度人们，甚至不惜罗织证据，让一个清白的人陷罪。而据说这个现代警察制度的创设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平安的。

“我们的生活其实被两个世界包围着，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心灵世界。在前一个世界中我们遵循理性、求索规律，在后一个世界里我们乞灵于情感、追问意义。哈兰·科本向我们揭示出，技术统治着物质世界，在改造、利用自然力方面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就，但当它触及心灵世界时，显得苍白无力。只有文化才能带着我们一起寻找现代技术社会所失落的意义。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像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诸如悲剧与死亡。”《别无选择》就试图追问生命意义，探讨着诸多“不可理喻性问题”。

小说首先告诉读者，不管你是贫是富，是卑贱是高贵，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别人无法措手、甚至都无法向别人诉说的困境，或者说，每个人都背负着深渊前行。比如，埃德加是亿万冨翁，但他自私、冷漠，只关心自己的痛苦和快乐，“他认为住在他周围的那些人不过是他窗外的风景，供他娱乐而已”，所以他失去了友情、爱情和亲情，陷入凄凉晚景。他的儿子艾迪驾车时故意调转方向，驶过两道黄线，撞逬了一栋半独立式房子。后来，憎恨他的女儿莫妮卡也死于凶杀。马克·塞德曼医生拥有体面的职业，漂亮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简直是幸福人生的样板。但他仍念念不忘旧情人雷切尔，常常为因自己的不检点失去她而抱愧，并最终因为对旧情的沉湎和对巳经拥有的生活的心不在焉而落得妻亡子散的下场。维恩·德顿生活在远离尘嚣的亨特斯维尔，妻子贤淑，两个儿子伶俐可人。这仿佛是一个桃源梦境。但晴天响起了霹雳，他突然听说妻子凯塔丽娜以前竟是科索沃的妓女，怀孕后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卖婴儿，她还有一个人贩子弟弟佩维尔。困境连如此恬淡、素朴的人都不放过，深陷红尘的人们怎么能奢望得到赦免呢？

因为每个人都在俯视着自己的深渊，蹲伏着舔自己的伤口，无暇也无法用语言倾诉自己的疼痛，更没有途径和兴趣真正走入别人的困境，所以，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成为摆脱不了的宿命。马克抚摩着哭泣的妻子的肩头，可他根本没打算了解、抚慰莫妮卡自幼在自私的父亲、歇斯底里的母亲的管束下变得孤僻、脆弱、偏激的心灵，更没想到自己对旧情人的眷恋使她绝望。她雇私人侦探追踪丈夫，并最终向他举起了枪。由挚爱始，到凶杀终，还有什么比这更深刻的隔膜？马克深爱着雷切尔，却和别的女人上了床；雷切尔也深爱马克，但她无法原谅他的错误，两个人便只能遥隔盈盈一水，“脉脉不得语”。十几年未联系后，雷切尔一个深夜电话竟会险些送了马克的命。马克更不会想到，竟是他从小到大的朋友伦尼杀死自己的妻子，拐卖自己的女儿，合伙策划了敲诈案，并在罪行即将败露时杀死了合伙人。马克想：“我是那样了解他。或者，也许我根本就不了解他。”熟悉原本就是陌生，隔膜才是真相。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描写了犯罪，却否定了罪恶的存在。伦尼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样犯下一连串罪行，只是想千方百计地保护马克的女儿，同时不牺牲自己的家庭。凯塔丽娜做妓女，只是为了在战乱和贫穷中猎食和生存。他们都是因为正确理由而做了错事。丹尼斯·瓦尼什为了牟取暴利而贩卖婴儿，却使这些婴儿摆脱了贫穷和罪恶，使许多渴望子女却不能生育的夫妇得享天伦乐趣，她因为错误理由而做了正确的事。那么，“正当的理由？错误的理由？谁能说得清？”这世界也许根本不存在罪恶。只是每个人都在努力挣扎出自己的梦魇，追寻着自已的幸福，就像京剧《三岔口》里的人们一样，自顾自摸索，一不小心就成了别人的深渊。看来，犯罪正根源于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和无法沟通。

身处困境、相互隔绝的人们还能拥有什么？多么殷切的热望、多么果决的行动，奔向的只是巨大的虚无。就像马克·塞德曼医生拼命拖住那辆本田雅阁，车上坐着的根本不是他的女儿，他和雷切尔九死一生地抓住莉迪亚，莉迪亚却对他女儿的事一无所知。整部小说都是在虚妄中狠狠地兜着大圈子，让人别无选择。这决不仅是作家玩弄的一个悬念小说惯用的噱头，而是对在虚无中盲目奔走的人类生存处境的洞观。但是，没有人直面着虚无还能不动声色地活下去，人类需要统一和永恒。于是，人类开始在虚无中守望。马克守望的是家庭的温暖，家庭是他的寒冷中最后的一点温暖。和一般畅销小说的大团圆结尾一样，马克圆了自己的梦，和雷切尔走到了一起，并和阿贝、洛兰一家共同抚养小塔拉。考虑到马克、伦尼、维恩等人原本貌似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哈兰·科本无法给我们许一个廉价的诺言。正如小说最后马克所说：“但是如果你期待一个彻底完美的结局，这我可就不敢保证了。”也许，结局只是另一出悲剧的开始，马克守望的仍是虚无。阿尔贝·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曾说：“如果思想在现象变化不定的镜子里发现能把现象和自身概括为一种惟一的原则的永恒联系，人们就能谈精神的幸福了，而真正幸福者的神话也只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伪造品。”在虚无中守望，守望虚无，也许就是人类困境的真实写照。

至此，我们寻找出了这篇小说能够打动全球人们的深层意蕴，即它勾画出了我们共同的生存困境：在技术的时代守望虚无。哈兰·科本“在他令人爱不释手的书中回答了读者的所有问题”。其实诸多“不可理喻性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但只要有能力和勇气把它提出来，便足见其博大，因为它让我们克服了幻想，并稍稍接近了某种赤裸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