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小时后,雷切尔乘坐的火车驶进了纽瓦克车站。

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些老电影中情人们在火车站分手的情景:滚滚蒸汽从车底冒出来,列车员喊着最后一遍提醒,哨子响了,车轮启动了,咔嚓咔嚓地响着,一个情人身子伸出车窗挥着手,另一个人沿着站台向前跑着。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起了这派情景。纽瓦克火车站浪漫得就像一群满脑袋都是令人作呕的虱子的河马。火车一声不吭地进站了。飘荡在空气中的气味让人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闻。

但是当雷切尔走下火车时,我依然感到内心在激荡。她穿着褪色的蓝色牛仔裤和红色的高翻领毛衣。肩膀上挎着一个小行李包,下车时她把它向上提了提。好一会儿,我只是怔怔地盯着。我刚满36岁,雷切尔35岁。自打20岁出头时,我们就再也没有在一起过。我们整个成年时代都是天各一方,各过各的日子。回想起这些事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前面我已谈过我们分手的事。我试图查找出原因,但也许事情就那么简单。我们是孩子,孩子总是干蠢事,孩子意识不到后果,考虑得不够长远3孩子不会明白这种激荡永远不会真正离开你的内心。

时至今日,当我意识到我需要帮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雷切尔。并且她已经来了。

她朝我走过来,没有一丝犹豫。“你好吗?”

“还好。”

“他们打电话了吗?”

“还没有。”

她点点头,沿着站台走着。她的话开门见山,人也迅速进人职业角色。“给我仔细解释一下DNA化验的事。”

“我其他事一概不知。”

“那就是说还不确定?”

雷切尔把包从右肩换到左肩。我尽量跟上她的步伐。“我们必须作出一些艰难的决定,马克,你对此有准备吗?”

“有。”

“首先,你肯定不想与警方或联邦调查局取得联系吗?”

“那张便条说他们有内线。”

“也许是吹牛,”她说。

我们又走了几步。

“上次我与当局联系了,”我说。

“那并不意味着是错误的举动。”

“但肯定不是正确的。”

她的脑袋做了个不置可否的动作。“你并不知道上次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他们发现了尾巴,也许他们监视着你的房子。但最有可能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打算把她放回来。你明白吗?”

“明白。”

“但是你还对他们抱有希望。”

“这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

她点点头,最后停了下来,等着我指明走哪条路。我向右指了指。她又迈开步子。“还有件事,”她说。

“什么事?”

“这次我们不能让他们主宰节奏。我们必须坚持让他们保证塔拉还活着。”

“他们会说头发就是证明。”

“那我们就说化验并不能令人信服。”

“你认为他们会接受吗?”

“不知道,也许不会她步子一直不停。”不过我所谓的强硬决定就是这个意思。那个穿法兰绒衬衫的家伙会在公园里?这可能是个精神游戏。他们想恐吓你,削弱你的意志。他们想让你再次盲从。塔拉是你的孩子。如果你只是想再次交钱,这由你自己决定。但我不会建议你这么做。在此之前他们一直销声匿迹。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不会故伎重演。

我们进了车库。我把票据交给管理员。“那你的建议呢?”我问。

“这么几条。首先,我们必须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是‘给你钱,以后给我们打电话。’他们得到钱,我们得到你女儿。”

“如果他们不同意呢?”

她看着。“强硬的决定。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

“我还想要个电子侦察装置,这样我就可以和你在一起。可能的话,我想安上一部光纤照相机,看看这家伙的模样。我们没有人手,但还是可以有所作为。”

“要是他们发现了呢?”

“要是他们再次逃跑呢?”她反驳说。“只要能抓住机会,我们干什么都行。我这是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谁也不能打保票。我只是尽力提高我们成功的机率而已。”

车过来了。我们上车,开上了麦卡特高速公路。雷切尔突然平静下来。旧时岁月再次消融,我知道这个姿态。以前我见过。

“其他呢?”我说。

“没了。”

“雷切尔。”

我的生气使她眼睛转向一边。“有些事你自己清楚。”

我等着。

“我给谢里尔打了电话。”她说。“我知道她把大部分情况都告诉你了。你知道我不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了。”

“是的。”

“我能做的有限。”

“这我知道。”

她向后靠去。还是原来的姿态。

“还有呢?”

“你得面对现实反思一下,马克。”

前面是红灯,我们停了下来。我转过头看着她——真正看着她,这还是头一次。她还是淡褐色的眼睛,金色的眉毛。我知道她这些年过得很艰难,但这没有在她眼睛里流露出来。

“塔拉还活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她说。

“但DNA化验呢,”我反驳说。

“这事我以后再处理。”

“处理?”

“以后吧,”她又说了一遍。

“这究竟什么意思?它们是吻合的,埃德加说这是最终正式确认的结论。”

“以后吧,”她重复着,语气斩钉截铁。“眼下我们也可以假设她还活着。我们应抓住赎金这条线索顺藤摸瓜,权当线索的另一端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在摸索的过程中,我得让你明白这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跟这不搭边。”

“确实不搭边。你是说他们的DNA化验搞错了?”

“我怀疑”。她又补充说,“但只是可能。”

“怎么可能?前后两撮头发是吻合的。”

“那些头发互相吻合。”

“是的”

“不过,”她说,“你怎么知道第一撮头发 年半前你收到的——是塔拉的呢?”

我过了一会儿才理解她的意思。

“你曾经对第一撮头发化验过,看看是否与你的DNA吻合吗?”她问。

“他们为什么这样呢?”

“也许绑匪一开始送给你的是另一个孩子的头发。”

我使劲地摇着头。“但是他们有一小片她的衣服,”我说。“一件黑企鹅图案的粉红色连体衣。这你怎么解释?”

“难道你认为商店只会卖出那样一件衣服?噢,整个事情我还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还是不要陷入这样那样的假设中。我们还是想想此时此地我们能做点什么。”

我靠在车座上。我们都陷入了沉思。我怀疑给她打电话这一步是不是走错了。如今有这么多额外的思想包揪。不过最后,我还是相信她了。我们得一心一意地投身于此事中。

“我只想要回我的女儿,”我说。

雷切尔点点头,张嘴似乎要说点什么,接着又归于沉默。正在此时,要赎金的电话打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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