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大师:寻找伦勃朗》是虚构小说。本书中所提及和刻画的姓名、任务、地点和事件纯粹是作者想象力的产物,是虚构之物。如与任何真实人物——不论生与死、企业、公司、事件或场所出现雷同,实属巧合。

小说中所提及的艺术品失窃数据为真实数据。莱昂纳多的《蒙娜丽莎》与柯罗的《塞弗尔的小路》也的确分别于1911年和1998年失窃。本书所写的《年轻女人的画像》不可能失窃,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如果确有此画,那它一定与《亨德里吉·斯托弗斯的画像》相差无几。《亨德里吉·斯托弗斯的画像》是一幅101.9厘米×83.7厘米的油画,现挂在伦敦的英国国家美术馆23号展厅内。

绅士运河沿岸没有一家叫作德弗里斯美术馆的艺术画廊。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确有许多阿姆斯特丹画商和荷兰画商与德国侵略者做过不少买卖。莉娜·赫茨菲尔德及其家人的故事纯属虚构,但很遗憾,她的“证言”中对荷兰犹太人大屠杀运动的详细描述为历史事实。围捕运动开始之时,共有十四万犹太人在荷兰居住,但只有两万五千人成功藏匿。所有藏匿起来的犹太人中,又有三分之一的人遭到出卖或被捕,而出卖他们的,大多是他们的荷兰同胞。著名的荷兰剧院的确一度用作羁押中心,街对面也的确有一家育儿所。多亏了勇敢无畏的育儿所工作人员和荷兰抵抗运动人士,几百条年轻生命最终获救。这也是荷兰在犹太人大屠杀那段惨淡岁月仅有的几个闪光点之一。

罗马天主教向潜逃的纳粹战犯给予了巨大帮助,这些都有史料记载。瑞士境内各大银行在战时的可耻行为也有迹可查。但少有人知道,瑞士一些高科技公司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野心勃勃的核大国,向他们提供生产高浓缩铀所需的精密仪器。核扩散专家大卫·奥尔布莱特所著的《推销惶恐》是一本权威之作,他记载了20世纪90年代,中情局探员是如何“亲眼看见瑞士政府官员帮助供货商向巴基斯坦出售敏感货物,把瑞士政府严格控制出口的政策视为儿戏”。另外,奥尔布莱特还写道,“瑞士政府不愿意阻拦这些行为,也不愿与中情局合作”。相反,2006年夏天,瑞士检察官竟放言要对几名准备摧毁A.Q.卡恩国际核走私网络的中情局探员提出刑事指控。直到美国最高层政府官员出面干涉,才说服伯尔尼方面转变立场。

虽然说许多瑞士公司乐意参与核扩散行动——毫无疑问,很多公司至今仍是这个立场——但是,全球所有情报机构差不多都同意,在秘密但利润丰厚的核材料行业中,参与数量最多的是西欧各国的公司。在各情报机构中唯一产生分歧的,是德国公司的参与情况。实际上,在为《暗杀大师:寻找伦勃朗》的写作进行搜索调查期间,我从美国情报机构一位高层官员口中得知,伊朗秘密核项目所需的大多数材料都来自德国的高科技公司。我询问这位高层官员,为何德国实业家愿意把高危材料出售给这么一个不稳定的政府。他略带疑惑地望着我,仅说了一个词:“贪婪。”

有人可能觉得,德国毕竟曾经实施了犹太人大屠杀,这个国家的商人在与一个公开叫嚣要把以色列国从地图上抹去的政权做生意时,至少会有些疑惧。瑞士这个从犹太人大屠杀中获利最多的国家可能也会有相似的态度。但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伊朗成功制造出核武器,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也一定想拥有核能力。到时候,这些愿意向出价最高的国家出售限制出口的敏感材料的公司便可以从中谋取暴利。

三国的情报机构——美国、以色列和英国——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这些关键材料。他们到底取得了多大成果,仍然有待考查。2009年秋天,美国情报机构一名高层官员告诉我,他们确信,除了库姆之外,伊朗还有其他秘密铀浓缩基地——如果没有一些西方科技的注入,这些基地不可能得以建立。同样,2010年3月,当我快要完成书稿时,《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称伊朗公然对抗联合国,正在建造至少两个“与库姆类似的基地”。那一消息来源于情报官员,他们坚持不透露姓名,因为他们所披露的情报源于一系列“高度机密的行动”。报道中没有提到一幅遗失已久的伦勃朗油画,一位被全世界奉为圣人的腐败的瑞士金融家,也没有一个两鬓斑白、中等身材、时常沿着康沃尔海边悬崖独自散步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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