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睿宗太子李隆基在武德殿登基,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而在文坛上,大文学家宋之问因曾经依附武三思,被睿宗赐死;大文士苏颋袭封许国公;张九龄以道侔伊吕科为左拾遗。开元盛世的一些重要人物在这一年陆续登场,一场雄伟壮丽的历史大戏就此拉开了序幕。

至德元年(756年)十月,房琯兵分三路:裨将杨希文率南军,从宜寿(今陕西周至)进军;刘贵哲率中军,从武功进军;李光进率北军,从奉天(今陕西乾县)进军。房琯自己自将中军,为前锋。房琯先在陈涛钭(今陕西咸阳东)遭遇叛军大将安守忠。房琯仿效古书上的兵法,用战车阵,以牛车二千乘,步骑夹之。叛军则顺风鼓噪,牛皆被惊骇,叛军又纵火烧之,人畜大乱,唐军死伤四万余人,存者仅数千人。

房琯喜接宾客,好发议论,多方引荐提拔知名之士,但其为人轻鄙庸俗,群臣多对其不满。当时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到灵武来拜见肃宗。贺兰进明曾在张巡、许远守卫睢阳时拥兵自重,见死不救,但这样的人却能得到肃宗的信任,并委以重任。贺兰进明与房琯曾是政敌,便利用玄宗、肃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诬陷房琯说:“晋用王衍为三公,崇尚浮虚,以致中原板荡。现今房琯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引用之人皆是浮华之辈,与王衍无不同。陛下用琯为宰相,恐非国家之福。再说房琯在成都辅佐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诸道节制,且置陛下于沙塞空虚之地,又布其私党于诸道,使统大权,其用意是不管上皇哪一个儿子得天下,他都不失富贵,这难道是忠臣应该做的事吗?”意思是说,房琯是墙头草,既忠于玄宗,也效力于肃宗。从此,肃宗开始疏远房琯。

杜甫的父亲杜闲曾任兖州(今属山东)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母亲崔氏是清河世家大族崔家的女儿,正如杜甫所说的“舅氏多人物”,“吾舅尽知名”。崔氏在杜甫尚未记事时便故去。杜甫字子美,排行第二。哥哥早夭,弟妹都是继母卢氏所生。杜甫幼年时一直寄居在东都洛阳建春门仁风里二姑母家。他少小体弱多病,二姑母为人贤德,对杜甫关爱备至,胜过亲子。有一次,杜甫和表兄弟都染上时疫,二姑母总是先照顾杜甫,然后照顾自己的孩子。结果杜甫的病一天天好起来,而二姑母的儿子却病死了。杜甫长大后从仆人口中听说了这段故事,非常感动,还为这位“先人后己”的姑母写了一篇墓志。

杜甫少年时代长时间居住在洛阳。洛阳为唐代东都,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并不亚于长安。洛阳的繁荣昌盛、物阜民安令杜甫激动,洛阳的声名文物也熏陶渐染着杜甫,他从小就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杜甫在十四、五岁时,已在洛阳文坛崭露头角,小有名气。大文豪李邕、诗人王翰、进士崔尚和魏启心等人都非常重视他,后二人还把他比作汉代的史学家班固和文学家扬雄。他还经常出入达官贵人的府邸,结识了岐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并因此结识了著名的梨园人物李龟年。杜甫有诗《壮游》回忆当时的生活:“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欲物多茫茫。”

年轻的杜甫生性豪爽,嗜酒如狂,嫉恶如仇,经常藏否人物,褒贬是非。这是才高者的共同习性,也是才高者的共同悲剧。杜甫的这一性格特征,为他后来的困顿失志、颠沛流离埋下了伏笔。

当时正是“开元全盛日”,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即所谓“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如此盛世,为爱好旅游的诗人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尤其是四海平定,四方来朝,大统一的版图使得文人们的远足范围大为扩大,能够游历于漠北、岭南、大河上下。漫游被广泛认为是惊险而浪漫的经历,因此成为盛极一时的风尚,文人们无不争相趋之。当时的名诗人们大都有过游历的经历,如孟浩然曾往来京洛,纵游吴越,西抵巴蜀,南下湘桂;李白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五岳寻仙,名气更大;岑参多次赴边塞,远至安西北庭等绝域,鞍马风尘,刀光剑影。

杜甫的第一次漫游除了受当时风尚的影响,也是希望能通过漫游结识各地名流,干谒行卷,彼此揄扬,造成声名,以便科考时较有希望录取,或能被有声望有势力的州郡长官及边帅举荐,为将来步入仕途做些准备。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杜甫到东都洛阳去参加进士科考试。他当时狂放不羁,极为自负,连历史上的屈原、贾谊、曹植、刘桢等大文学家也没放在眼里,满以为凭着他的才学,功名唾手可得,从而施展抱负,平步青云。但结果却是科场落第,懊恼之情,难以名状。于是,他带着蔑视考功郎的傲气,到齐赵平原,作第二次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的名作《望岳》便是在此期间写成。结尾的两句是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露了诗人的不凡气度,以及开阔的胸襟。

杜甫生活无依、四处流落的时候,还意外遇到了著名乐工李龟年。玄宗喜爱音乐,曾经在宫中养有大批艺人。乐工李龟年、李彭年、李鹤年三兄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兄弟三人都有文艺天才,李彭年善舞,李龟年、李鹤年则善歌。李龟年还擅吹筚篥,擅奏羯鼓,也长于作曲等。他们创作的《渭川曲》特别受到玄宗的赏识。由于李氏兄弟演艺精湛,王公贵人经常请他们去演唱,每次得到的赏赐都成千上万。李氏兄弟在东都洛阳建造宅第,其规模甚至超过了公侯府第。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到江南,每遇良辰美景便演唱几曲,常令听者泫然而泣。

天宝三年(744年)的春夏之交,杜甫在东都遇到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大诗人李白。两人一见如故,一反文人相轻的千古陋习,倾心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同年秋天,李白和杜甫同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一带),和诗人高适相遇。三人一同登上单父(今山东单县南)的琴台,感慨万分,发思古之幽情。然后又同去梁园(今河南开封)酒楼开怀畅饮,即兴赋诗,指点江山。不久,杜甫和李白、高适分别,李白南下江东,高适回到梁宋,杜甫则打算西去长安。杜甫与李白依依惜别,但从此以后两人便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面。

天宝五年(746年),杜甫来到魂牵梦萦的长安。希望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官职。此时当权的宰相,正是以妒贤忌能、阴险奸诈著称的李林甫。

大历五年(770年)四月,潭州发生兵乱,兵马使臧蚧杀死刺史兼观察使崔瓘,城内人声喧乱,火光冲天,一片混乱。杜甫匆忙带上妻子儿女逃难,打算去郴州投奔任录事参军的舅父崔伟。船行到耒阳方田驿时,江水大涨,无法前进,杜甫一家人被困,竟然挨了五天的饿。耒阳县令聂令得知杜甫的困境后,专门派人送来牛肉白酒,解救了陷于饥寒交迫中的杜甫一家。

此后,杜甫生活日渐贫困,“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经常饥寒交迫。他的族孙杜济当时住在长安南郊,杜甫时常厚着脸皮去打秋风。杜济生活也不富裕,对杜甫老来噌饭十分不快。他表面不说什么,但打井水淘米,便故意摆动水桶;到园中摘菜,也放手乱摘一气。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放下架子,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陈述自己的困境,或明或暗地请求对方给予提携,但却是无功而果。于是他又想效法汉代杨雄、司马相如,通过献赋来求仕。

天宝十年(751年)正月,玄宗举行大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李唐王室宗庙)、天地。杜甫趁机献了《三大礼赋》,终于得到玄宗的赏识,诏令由李林甫出题,在集贤院试杜甫的文章,等待朝廷任命。这一等,便是四年。到天宝十四年(755年),才补了一个河西尉的小官,县尉的官阶为从九品,主管一县治安,杜甫拒不赴职,又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掌管京城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阴的小官,官阶是从八品下,略高于县尉。杜甫哭笑不得,十年奔波,仅获此微职。但迫于生计,他只好屈就。就是这么个小官,他也没当几天。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杜甫正回家探亲,在奉先与家人团聚。杜甫先带着妻小从奉先北上三川,到了鄜州(今陕北富县),听到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打算前去投奔。但举家行动不便,杜甫安顿了家属,独自一人赶去灵武。他先来到延州(今陕西延安),在城南七里的小河(后改名杜甫川)稍作停顿,在从延州往灵武途中,被安史乱军俘获,并押解回到长安。

年关将近时,杜甫来到岳州。登上岳阳楼,俯览壮阔的洞庭波涛,不由得心潮澎湃。孟浩然、李白都曾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著作。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写道:“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诗则说:“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杜甫凭栏远眺壮丽水景,写下了自己不亚前贤的名作《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洛阳叛军发生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与严庄、李猪儿合谋杀掉。消息传来,长安城中人心浮动。这一年的二月,肃宗进驻凤翔,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叛军开始处于不利的位置。许多被押在洛阳的唐官员趁机逃跑,有些人潜逃回长安,带来了最新的消息。于是,长安城中的人纷纷投奔到凤翔。杜甫也决定逃走,他来到怀远坊大云寺,寺主赞公和尚赠给他盘缠和衣服。杜甫化妆后悄悄溜出金光门,直奔凤翔。

经历了千辛万苦,杜甫终于在凤翔见到了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样子相当狼狈。肃宗任命他为左拾遗。左拾遗是一个谏官,是给皇帝的政事提意见的,官阶为从八品上,官品虽低,却是属于所谓的“近臣”。肃宗还在授官诰文中写道:“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杜甫当时入仕不满一年,之前不过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官,遭遇战乱后,能够担任相当于天子近臣的谏官,心情相当激动。他感激皇恩浩荡,连请假去探望家人的愿望也没有说,就意气风发地投身到中兴大业中,但是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被卷入到房琯事件中。

广德元年(763年)春天,杜甫在梓州听说唐军大败安史叛军,史朝义兵败自刎,叛将纷纷投降,沿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捷报传来,诗人喜不自胜,老泪纵横,手舞足蹈,纵酒放歌,写下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杜甫有一个叔父叫杜并,是杜审言的次子。十六岁时,因父亲被人诬陷关押,杜并孤身杀了仇家,为父亲报仇雪恨,结果自己被人当场打死。这种极端的复仇行为,在当时为人们所嘉许。杜并因此被称为“孝童”,名士苏颋亲自给杜并作墓志,刘允济作祭文。叔父这一悲壮的义举,一直让杜甫有无尽的遐想。

后世还有个关于杜甫诗的故事。宋朝乾道间,林谦之为司业(官名,协助国子监祭酒,负责监务),与正学(官名,相当于府学的教授)彭仲举游天竺,一起饮酒论诗。两人谈到杜甫诗的妙处时,彭仲举已经有些醉了,觉得杜甫的诗实在是太好,就大呼说:“杜少陵可杀!”刚好隔壁有个人听到了,四处去告诉人说:“有一怪事,林司业与彭正学在天竺谋杀人。”有人问其所谋杀者谁?答:“杜少陵也!不知是何处人。”闻者无不笑倒。事见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

房琯见自己失势,便想立下盖世奇功来赢回肃宗的信任,于是主动请求率军出兵,从叛军手中收复长安洛阳。肃宗同意了。房琯不懂军事,便任命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军务全部委托于李、刘二人,但偏偏这二人也都是书生,不谙军事。出兵前,房琯大放豪言说:“叛贼曳落河(胡语,壮士的意思)虽多,安能敌我刘秩!”

李龟年后来流落到湖南湘潭,在湘中采访使举办的宴会上演唱王维的五言诗《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群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唱了王维的一首《伊川歌》:“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燕来时数附书。”表达了希望玄宗南幸的心愿。李龟年作为梨园弟子,多年受到玄宗的恩宠,与玄宗的感情非常人能及。然而,此时的玄宗已是风烛残年。唱完此歌后,李龟年突然晕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浑身冰凉,只有耳朵还有热气,其妻不忍心殡殓他。四天后,李龟年又重新苏醒过来,最终郁郁而死。

唐朝从太宗李世民开始,有皇帝面试取士的办法,渐而形成制度。天宝六年(747年),玄宗遵循祖制,下诏“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谐京师”应试,对策听选,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主持面试,然后授以官职。宰相李林甫忧惧士子在面试时会揭发自己贪权不法之事,想阻塞天下言路,便

对玄宗说:“这些人都是贫贱寒士,不知道忌讳,只能以狂妄的语言污浊圣上,还是让尚书省长官考他们吧。”建议首先由各郡县长官进行初选淘汰,然后再由尚书省长官试问。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经过李林甫的精心安排,结果,全部应试者没有一个人通过。这样一次全国性的公开招贤考试,居然没有一人合格。消息传出,朝野震动,舆论哗然,李林甫却上报称贺,说是政治清明,“野无遗贤”。杜甫也因此在仕途上遭遇了第二次遇挫。

房琯的仕途升沉,也关系到至交好友杜甫的命运。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杜甫立即上疏营救,说房琯“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认为房琯对国家是忠诚果敢的,不能以“细罪”“免大臣”。肃宗正痛恨房琯,立即迁怒于杜甫,立即下令将杜甫逮捕审问。幸好新任宰相张镐和御史大夫韦陟出面说:“杜甫言论虽然狂妄,却不失谏臣大体。”此时国难当天,一切以平叛为要务,肃宗这才没有穷究治罪,只下了一纸墨制,放杜甫回鄜州(今陕西富县)探亲。

就在杜甫探亲期间,郭子仪率领唐军和回纥的骑兵于九月收复了长安,十月收复了洛阳,肃宗也回到了长安,十一月,杜甫带着家眷回长安。

本来杜甫在回鄜探亲时已敏感意识到肃宗对自己的疏远,但他未必觉察到已被投闲置散的房琯仍然是肃宗的眼中钉,更不会觉察到肃宗及其心腹李辅国等人正在罗织所谓“房党”。不久,张镐被贬为荆州大都督长史,房琯贬为邠州(今陕西彬县)刺史,与房琯交好的国子祭酒刘秩贬为阆州(今四川阆中)刺史,京兆少尹严武贬为巴州(今四川巴中)刺史,大云寺主持赞公和尚也被流放秦州,杜甫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阴)司功参军,主管地方文教事务。房琯后来被贬到新设置的慈溪县任县令,因而成为慈溪县历史上第一任县令。

杜甫离开京城时心境悲凉,但仍然忍气吞声,不敢埋怨皇帝,对朝廷依然留恋。他心灵的深处,纠缠翻腾着许许多多的矛盾,这也是封建时代大才子们的通病。李白、杜甫均是如此。

乾元二年(759年)的秋天,关中大饥。杜甫官职卑微,对此一筹莫展,干脆弃官而去,举家迁往秦州(今甘肃天水)。杜甫客居秦州时生活很窘迫。便寄诗给族侄杜佐,希望能换来一些米和菜。隐士阮昉是他新结识的朋友,曾送给他三十束韭菜。贬居于此的前大云寺主持赞公和尚也曾领他到南山相地看址,计划卜筑居住,可是限于资财,没有如愿以偿。所以他就靠采药、种药、卖药谋生。杨氏夫人也帮他晒药。

这一年的十月,杜甫从秦州又投奔同谷,因为族侄杜佐没有能力帮助他,而同谷县令此时又写信欢迎杜甫。杜甫还专门写诗对此表示感激。然而到了同谷后,县令并没有像来信中所说的那样热情慷慨,甚至见死不救。杜甫全家几乎陷于绝境,在荒郊野外拾橡栗生活。杜甫这一年仅四十八岁,但已是两鬓斑白了。在同谷呆了一个月,杜甫一家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便南投成都。

与李白和王维活着的时候就享有盛名不同,杜甫的诗并不显于当世,一直到很多年后,在韩愈、元稹的大力提倡,才逐渐为世人所重视。韩愈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元稹则说他“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杜甫是“集大成者”的意思。杜甫才赢得了“诗圣”的称号,其诗作被称为诗史。

乾元二年末,杜甫一家辗转到了成都,寄居在一座僧徒寥落的草堂寺。草堂寺位于成都西郊浣花溪边,历史悠久,是南齐时的一座古刹,殿阁俨然,古木遮天蔽日。杜甫一家靠着“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生活。第二年,在亲友们的帮助下,开始经营草堂住宅。至此,杜甫才算有了个安定舒适的家。

宝应元年(762年)正月,杜甫老友严武由绵州刺史升任兼管东西两川的节度使。严武忙完公务时,常携酒至草堂与杜甫诗酒酬唱。在严武的资助下,草堂又进行了扩建整修。

同年四月,肃宗驾崩,代宗即位。七月召严武入朝,杜甫依依惜别,一直远送至绵州,并赠诗给严武说:“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一方面期望严武要以国事为重,另一方面也表明自己仍寄情朝廷,时刻想重返长安。

杜甫亲自送严武到绵州奉济驿才分手,不料这时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发动了叛乱。杜甫回不了成都,便到梓州(今四川三台)避难,依靠梓州刺史李某。八月,徐知道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但动乱未止,杜甫只得把家属迁到梓州来。

这首诗也是杜甫绝句中最晚的一篇。岐王是唐睿宗的第四子李范,爱好文艺。崔九名涤,中书令崔湜之弟,为玄宗的宠臣,任殿中监。“落花时节”四字写得深沉而含蓄,既是明叙相逢的季节,作为人生的岁月,两人也到了落花时节的暮年,又暗喻唐帝国由盛入衰的局面。清朝蘅塘退士因而评说道:“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

这时,朝廷任命杜甫为京兆府功曹参军,但因吐蕃侵扰,北上交通阻断。京兆功曹微职,与杜甫理想距离很远,足见朝廷并非诚心重用他。所以杜甫拒不赴召,而是又回到了成都。

不久,严武重新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又几次寄信挽留杜甫,所以杜甫举家迁回浣花溪草堂。严武拉杜甫到节度使幕府任职,又表奏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故杜甫被后人称为杜工部。

杜甫在幕府供职半年多,心情很不舒畅。他衰老多病,对同僚间的互相排挤、尔虞我诈和幕府生活的严格枯燥很不习惯,“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于是,在永泰元年(765年)的春天,干脆辞职回到了草堂。

大劫难后的长安,满目疮痍,遍地狼藉。叛军四处劫掠,滥杀无辜,城中无时无刻都弥漫着血腥味。杜甫目睹沦陷后的长安面目,写了一系列“诗史”名作。《春望》便是在这期间所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首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里面既有纯属个人的心绪,也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息。

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离开夔州,到达江陵,住在族弟杜位(李林甫女婿,时任江陵行军司马)家中。杜甫拜见了荆南节度使卫伯玉,还与礼部尚书原太子宾客李之芳、江陵少尹郑审游宴酬唱,希望得到这些人的提携。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推荐他,就连江陵府衙中的小吏也因他的老病而轻视他。杜甫贫困无依,决定南行到岳阳。

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名臣房玄龄第五代孙,父亲房融是武则天时宰相。房琯少年时在陆浑伊阳山读书十多年,与杜甫是“布衣之交”,清人熊宝泰《杜甫》诗云:“千秋诗史有谁知?房杜交深患难余。”由此可见房琯与杜甫关系非同一般。房琯在当地方官时能除暴安良,所到之处多有遗爱。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幸蜀,房琯闻风追赶,当日就被拜为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一步登天,当上了宰相。房玄龄、房融、房琯是历史上有名的房氏“五代三宰相”。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岳州的裴使君并没有热诚照顾杜甫一家,杜甫便决定南下投奔衡州刺史韦之晋。韦之晋是他少年时在山西郇瑕认识的朋友。不料到衡州后,韦之晋调任潭州(今湖南长沙)刺史,与他途中错过。不久,又传来韦之晋死于潭州的消息,杜甫非常悲痛,只好折回潭州。

相比杜诗的宽广深沉,孟诗似乎有些功利,李诗则有些轻狂。这就是杜甫的秉性所决定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国计民生。他的执著,已经到了可悲可叹的地步。

杜甫少年时代正是开元盛世,曾与李龟年相熟。后来他也一度流落到江南,在一次宴会上听到了李龟年的演唱,穷途相遇,抚今追昔,感时伤世,当场写了一首《江南逢李龟年》: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之后,房琯又率领南军与叛军大战,结果又大败,唐将杨希文、刘贵哲均投降了叛军。肃宗听说房琯战败后,勃然大怒,幸好有李泌为其求情,才保住了性命。而房琯战败后,觉得没脸见人,经常称病不去上朝,每天只与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大谈释迦、老子,或听门客董庭兰鼓琴。不久,有御史弹劾董庭兰有赃贿事,肃宗借机将房琯罢相,贬为太子少师,其实就是个闲职。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杜甫结束了漫游生涯,回到洛阳,在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下修筑了陆浑庄土室,在这里住了好几年。这期间,他与司农卿杨怡女结婚。婚后,夫妻二人伉俪情深,相濡以沫,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夫人杨氏一直陪伴杜甫走完人生的历程。

乾元二年是杜甫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这艰苦奔波的一年,是他思想变化最大的一年。有位哲人说过:“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从心灵的变革开始的。”所以这一年,更是杜甫创作最丰硕、成就最高的一年。

因为水势不退,船无法南行,杜甫只好回舟北上,过洞庭,打算先到汉阳,再回京洛。大约就是这年的冬天,一代诗人病死在由潭州到岳州的小船上。

杜甫死的时候无声无息,相当寂寞凄凉,甚至后人不能确切地了解他的死因和地点。他一生忧国忧民,希望能成为“王者师”,辅佐天子,效用天下,结果却颠沛流离,贫困潦倒一生,连自己一家人的温饱都解决不了,最后抱憾而终。

杜甫死后,家属无力将他的灵柩运回故乡,只得就近殡葬在岳阳。四十三年后,杜甫孙杜嗣业才将祖父的灵柩归葬河南偃师首阳山,并请当时的名诗人元稹作墓志铭。

就在这一年的正月,杜甫出生于巩县(今属河南)。杜家为官宦世家。杜甫十三世祖杜预是晋代名将,被人称为“杜武库”。他不仅善战,而且多才,注释过《左传》,是杜甫最尊敬的家族人物。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膳部员外郎,后来任修文馆直学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为“文章四友”,又是与宋之问、沈佺期齐名的诗人,是五言律诗的奠基者。所以杜甫很引为骄傲地说:“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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