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仕途顺利,常蒙玄宗越格、超常赏赐,但并不知足,反而又要求兼任河东节度使。为满足安禄山的这一要求,玄宗特调原河东节度使韩休珉为左羽林将军,而让安禄山代他兼任河东节度使。至此,安禄山就一身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个节度使,成为拥兵割据一方的封疆大吏。他手中领兵20余万,占全国镇兵总数的近一半。

安禄山的受宠使当时朝中一些想继续向上爬的官员也纷纷曲意逢迎。担任郎中的吉温用尽心机讨好安禄山,并想方设法与他结拜为兄弟。吉温本来是依靠巴结李林甫才步入仕途的,但此时他认为李林甫年老多病,无法长期依附,于是就与安禄山私自结交。安禄山也愿意结交吉温为心腹,经常借谒见玄宗之便,夸奖吉温如何如何有才干。因此,当安禄山兼领河东节度使,要求吉温担任副使、知留后,具体管理河东节度府事务,玄宗立即允诺。吉温又保荐大理寺司直张通儒担任留后判官,协助他理事。如此一来,安禄山就开始交结心腹,壮大自己实力。

当时连担任御史中丞的杨国忠也常在安禄山上殿、下殿时搀扶、导引,有意讨好。这使得安禄山有些忘乎所以,但朝中还有一个令安禄山寝食难安的人——这就是李林甫。安禄山派驻长安的心腹部将刘骆谷经常去探李林甫的口风。如果刘骆谷转告说李林甫说安禄山的好话了,安禄山必然会兴高采烈。反之,如果刘骆谷说李林甫说了,要安大夫好自收敛一些,安禄山一定会双手按床叹息说:“唉,我命休矣!我命休矣!”

安禄山身边一些有野心的谋臣干将看到如此情景,便想将赌注下在安禄山身上。他们假托图谶符命,劝安禄山说:“您现在一身兼任三镇节度使,兵多将广,刑赏由己,为何还要受李林甫的控制呢?我们测解图谶符命,都表明您当代唐为帝。请您不要有违天命!”

此时的安禄山,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成为势倾北国的显赫人物。“赏刑己出,日益骄恣”,又见唐朝内外“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不过,安禄山此刻的还是相当感激玄宗,毕竟他平步青云、位极人臣,全仗了大唐天子的恩宠。只是他担心玄宗年事已高,万一有变,将来太子即位,而他过去为了讨好玄宗,曾经见太子没有下拜,大有嫌疑,因此十分惧怕,便开始为自己准备后路,于范阳筑雄武城。表面上是表示抵御敌寇,暗地里却贮藏了大批兵器。

安禄山豢养了同罗以及投降的奚、契丹曳落河8000余人为亲信,称为“曳落河”,胡语中是“壮士”的意思。还有家僮教习弓箭100余人,对他们给予恩赏信任,丰厚供给,使他们感恩涕零,竭诚效忠,骁勇善战,一可当百。又畜养了战马数万匹,牛羊5万多头。

在安禄山的阵营中,确实有不少才华出众的汉族文人与武将。安禄山的主要谋士张通儒,是贞观年间著名监牧张万岁的后裔,因受唐朝廷排挤,被迫投靠了安禄山。武将田承嗣,原为卢龙小校,但治军有方。在一个大雪天,安禄山巡视诸军,到田承嗣营寨,静若无人,入阅士卒,无一人不在。安禄山大为惊讶,田承嗣遂得安禄山器重。武将孙孝哲、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等将领无一不是久经沙场、骁勇善战,都非等闲之辈。

安禄山还刻意笼络各路人才,为己所用。比如高尚,本名不危,范阳无清人,有才,曾“薄游河朔,贫困不得志”,常叹道:“高不危当举大事而死,岂能啮草根而活邪?”(《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他作了安禄山的高级幕僚后,竭力效命,“出入卧内”,备受安禄山的重用。

据《安禄山事迹》载,安禄山叛唐主要是在高尚、严庄等人煽动下组织起来的。因为安禄山是一介武夫,大字也不认识几个,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远见,政治能量也很有限。后来安禄山叛唐组织部署、出兵口号、策略、发动叛乱时机的选择等具体事项,无疑都是其文武谋士炮制的。

但此时的安禄山虽然大力为自己的小算盘作准备,却还没有真正谋反的打算,他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对付外番上。安禄山多阴谋诡计,经常引诱奚人和契丹人的首领参加宴会,动辄数十人。事先却在酒里下毒,在鸿门宴上毒死这些部落首领,然后把这些人的头颅砍下来,装进盒子里,献给朝廷报捷。安禄山此举虽然有些残忍,非大丈夫所为,但却是个省事省力的法子,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玄宗听说后大喜,愈发认为安禄山是大唐边关的长城。

为了保持战功,安禄山每年都要向朝廷进献俘虏、牛羊、驼马,还有珍禽奇兽,珠宝异物,络绎不绝。进贡几乎每个月都有,经过的郡县疲于转运,因此弄得民不聊生。

天宝十年(751年)秋天,安禄山出兵大举进讨契丹,调集三镇士兵6万余人,用奚族骑兵为前锋。然而事不凑巧,当大军行至平卢时,突遇大雨,弓箭和弩机都湿透了,松弛而拉不开。大将何思德向安禄山请示:“军队兼程远道而来,一定疲劳困顿,战斗力不足,不如暂时休兵,张开阵势来威胁敌人,不出三天,敌军必定投降。”安禄山听后大怒,要杀了何思德来号令三军,何思德于是请求为先锋报效死力。据说何思德的长相很像安禄山,契丹人看见何思德,以为他就是安禄山,于是疯狂拥上,何思德瞬间被肢解。

此时,担任前锋的2000奚族骑兵不愿攻打自己的亲人,乘机全部叛逃,反与契丹兵马合兵一处,反过来进攻安禄山。安禄山的马鞍被射中,马鞭、弓箭都丢了,发夹和鞋子也掉了,仅与部下20个骑兵逃走。上山的时候,因为匆忙慌张,安禄山掉进了泥坑中。他的儿子安庆绪和部将孙孝哲死命才把他拉了出来。又跑了数十里,天已经全黑,敌骑这才停止了追击。安禄山投奔平卢城而来。平卢骑将史定方领精兵3000来救援。契丹兵知道援兵已到,就解围而去,安禄山才得以逃脱。

天宝十一年(752年)三月,安禄山又发动蕃奚步骑20万进攻契丹,以报去年秋天的兵败之耻。玄宗诏派朔方节度副使李献忠发兵协助禄山共同讨伐奚、契丹人。

李献忠是突厥人,原名阿布思,是九姓胡人的首领。开元初年,阿布思被默啜打败,请求投降唐朝内附。天宝元年,阿布思到京师朝见,玄宗对他礼遇有加,赐名李献忠。阿布思美貌英俊,多才而有胆略,代理为蕃人首领。他厌恶安禄山的人品,不与安禄山往来,安禄山因此怀恨在心,出兵,特意奏请朝廷命阿布思为将,共同讨伐契丹。阿布思此次接到出兵诏命后,既不敢违抗朝廷诏命拒不发兵,又怕安禄山乘机暗害自己。因此,他决定在出兵途中乘机带领部众逃归漠北。不想,事不遂人愿。阿布思在率众逃归漠北途中,正好与回纥兵相遇。回纥人早知道阿布思投降了唐朝,以为他是奉唐朝之命前来征讨的,不由分说,便同阿布思的部众进行鏖战。阿布思无心抗敌,也没有解释的机会。结果混战中阿布思被杀,部众四散。

安禄山却因此拣了个大便宜,乘机坐收渔人之利,收容了逃散的阿布思部众,军力得以壮大。从此,安禄山的精兵无敌于天下。另外,安禄山还动员他统辖区的少数民族商人到全国各地从事贸易活动,趁机收罗大量的珍奇异宝,集中了成千上万的各种刀、枪、剑、戟等军需物品。

安禄山每次提出的要钱、要粮、要兵马的请求,玄宗从不拒绝。在玄宗皇帝的眼中,只有尽力满足安禄山的要求,才能牢牢地将他笼络在身边。后人总说安禄山是逆臣,到底是谁给了逆臣权力?在用人的眼光上,晚年的玄宗是相当昏庸花聩的。然而,安禄山却是一只狡猾而精明的狐狸,加上他身边有一批野心十足的政客,皇帝的恩养只能促使他更快地羽翼丰满。

凑巧的是,正当安禄山摩拳擦掌之时,曾使安禄山危惧不已的奸相李林甫于天宝十一年(752)十一月死去。志大才疏的杨国忠凭借杨贵妃之力,继任右丞相兼管财赋收支,权倾天下,专横跋扈。公卿以下的官员,都怕他如怕李林甫。至李林甫死后,安禄山的军政实力已十分强大,更加肆无忌惮,不把杨国忠放在眼内。杨国忠没有能力控制安禄山,便只能“屡言禄山有反状”,总对玄宗说:“安禄山威权太盛,必为国患。”可安禄山已然是“恩宠日深”,玄宗相当不以为然。他也知道杨国忠把朝政搞得乱七八糟,只是看在杨贵妃份上,懒得多管了,只想怡然度过晚年。但玄宗表面上依然安抚杨国忠说:“禄山有禄山的权,你也有你的权。你们二人,一个主内,一个管外,互不相犯。再说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相互间理应精诚合作,共商大事!”

可杨国忠并不死心,一心要对付安禄山。他继任为相后,既无威服安禄山的手段,又无制衡安禄山的气度,唐朝兵权的内轻外重以及政治腐败,已使君臣上下对边境节度使的飞扬跋扈束手无策。杨国忠自己都不会想到,他这样一个赌徒,竟然会成为引导历史走向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之后针对安禄山的种种措施,竟然会在关键时刻起了巨大的作用,直接触发了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动乱,导致了大唐国势江河日下。

杨国忠得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与安禄山不和,便想拉拢哥舒翰来对付安禄山。

哥舒翰与安禄山同为胡人,却一向不和,这起因还要从安思顺说起。安思顺为安禄山族弟,二人少年时关系密切。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与哥舒翰分别控制河西、陇右两地,经常有纷争。安禄山恨哥舒翰,也是因为安思顺的缘故,动静闹得连天子都知道了。玄宗把安禄山和哥舒翰视为国家栋梁,常常劝他们和解以兄弟相称。

天宝十一年(752年)冬天,安禄山和哥舒翰同时入朝参拜,玄宗想找机会使他们二人修好,因此就命高力士在驸马崔惠童府上的池亭里设宴款待二人。安禄山领悟玄宗的意思,便在席间跟哥舒翰套近乎说:“我的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您的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们二人的血统、族类基本相同,为何不能深交厚爱、共图大业?”哥舒翰当时也看出皇帝的意图,不好不领情,便回答说:“古人曾经说过:山野中的狐狸向着自己的洞窟嚎叫礼拜,是因为它不忘本的原故。老兄如果能够与我亲善,我怎么敢与您不同心呢?”然而,知识浅薄的安禄山并没有理解哥舒翰引经据典的真实含义,反而认为对方是借此讥讽自己是胡族人,极为愤怒,当场发作,对着哥舒翰叫骂道:“你这个突厥杂种竟敢如此无礼!”哥舒翰闻言大怒,站起来就预备回敬安禄山。而此时在一旁作陪的高力士连使眼色,暗示哥舒翰不得肆意妄为。哥舒翰强压心头怒火,佯假酒醉,提前退席。如此一来,二人从此积怨愈深。杨国忠得知此事后,喜出望外,决定利用哥舒翰来压制安禄山。

天宝十二年(753年),趁哥舒翰新近收复九曲部落之机,杨国忠向玄宗保奏哥舒翰兼领河西节度使,并赐封西平郡王爵位。与哥舒翰结援后,杨国忠自以为有恃无恐,屡次在玄宗面前提到“安禄山必反”。此举无异于撩拨安禄山造反。玄宗却不相信,杨国忠就煞有介事地说:“陛下若不信臣言,试遣使征召禄山,看他敢不敢来。”于是玄宗就派使者征召安禄山。

安禄山因提前得到留在京师的耳目的通报,所以一接诏令,便立即进京。这件事使杨国忠在玄宗面前的信誉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从此玄宗更加相信安禄山,对杨国忠所说的“禄山必反”类的话,根本不听。

然而,安禄山在京城逗留期间,杨国忠的敌意已是昭然若揭。安禄山自长安返回范阳后,一进军门就笑对诸将说:“此次入京,如入虎穴。今幸脱险归来,可谓万幸。将士们,你们也升官了!”将士顿时欢声雷动。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开始忧虑不自安,反意渐露。大唐最有权势的将领和大唐宰相之间的对抗无法扭转,一个手握重兵,控制了北方和东北的边镇,一个控制着京师和朝廷,于是,便向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对抗演变。

可笑的是,安禄山族弟安思顺此刻已经看到形势不妙,担心安禄山日后造反连累了自己。此人与安禄山一样,心计甚深。有一次,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立下战功,玄宗任命高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以代替安思顺。安思顺暗中操作,让一群胡人用刀割掉耳朵划破脸皮的方式请愿,请求留下安思顺。玄宗又下制书,仍让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为了日后不被连坐,安思顺接连上奏朝廷,说安禄山将来必定会反叛的。虽然玄宗当时没有相信,但当安禄山叛乱真的爆发时,因为安思顺有奏在先,玄宗没有连坐他。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安思顺日后还是死在了死对头哥舒翰手中,这将在后面一章中提到。

对于杨国忠进言说“安禄山谋反”,玄宗不为所动。实际上是因为玄宗也知道杨国忠是个草包宰相,所以,他宁可相信安禄山,也不愿意去相信不学无术的杨

国忠。为了诓骗安禄山进京,好收集谋反的证据,杨国忠联合吏部侍郎韦见素上奏,提出让安禄山为相,派贾循去镇守范阳,派吕知海去镇守平卢,派杨光翙去镇守河东。

玄宗想到安禄山能入朝为相,朝夕相见,大为兴奋,就立即予以批准。但诏书草就后,玄宗又留中不发,先派宦官辅璆琳去窥探禄山是否愿入朝为相。辅璆琳带着玄宗赐赠禄山的珍奇异宝到范阳去见禄山。禄山事先接到长安密报,早知辅璆琳的来意,于是以厚礼贿赂辅璆琳。辅璆琳回京复旨,大说安禄山赤心为国、三镇防务任重难离之类。玄宗也明白过来,杨国忠此举无非是要对付安禄山,便拂然不悦,对杨、韦二人说:“朕推心置腹地对待禄山,禄山为人诚朴,绝不能反叛。你们这些人就是心胸狭隘,容不得禄山。今后,你们就不用管安禄山的事了,省得忧虑,由朕独自决断。”杨国忠和韦见素只好唯唯而退。

从此以后,杨国忠打定主意,要采取一切极端的手段,逼迫安禄山谋反,以造成既成事实,取信于玄宗。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唐丞相,为了一己私恨,开始把大唐带向一个更加苦难的深渊。

玄宗想高枕无忧地终其天年,但也觉察出有些不对头的地方,担心会有大乱子,心里没有底,便对高力士说:“我现在老了,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又有什么忧虑的?”高力士明白玄宗话后面的意思,小心地说:“我听说在云南的军队屡遭挫析。而且边将拥兵大盛,一旦有变,陛下如何制之?”玄宗说:“你不要再说了,让我慢慢想一想。”他想的结果也只能是自欺欺人,尽量维持下去。但大势所趋,无论玄宗还是高力士都无法挽回了。盛唐的没落,均田制的破坏,政府财政开支的膨胀,禁军的腐化,外重内轻局面的形成,所有这些都由来已久。

关于安禄山谋反一事,玄宗实在是拿不定主意,他愿意相信安禄山,内心却始终有些忐忑,但这复杂的心意无法向外人表露,便问杨贵妃道:“杨国忠屡次进言禄山欲反,妃子你说,安禄山待我们如此忠诚,会谋反吗?”杨贵妃此时正为最喜爱的白鹦鹉“雪衣女”死了而伤心难过,摇头叹息说:“您看,我哪有心情管这个,别问我了!”玄宗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唉,真闷!”堂堂大唐天子,竟然在“安禄山反与不反”如此重大的事上只说了“真闷”。从此,凡是有再言“安禄山谋反”者,玄宗便命执送于安禄山处,任安禄山处理。

此时,身在范阳的安禄山收到身在长安的长子安庆宗密报,得知杨国忠派人包围了自己在京的住宅,暗中处死自己的门客李超,既恨且惧。唐朝廷再派使者来时,总是以生病为由,不出门迎接。即使相见也是盛陈武备,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玄宗曾派给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裴士淹到范阳后,一直等了20多天,才见到安禄山。裴士淹宣读诏书时,安禄山也不下跪修人臣之礼。

天宝十四年(755年)六月,玄宗以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在长安与荣义郡主成婚为由,亲手发诏征召安禄山入京观礼,安禄山称病,拒不入京。

不久,辅璆琳收受安禄山厚贿之事被人揭发,还查出了许多辅璆琳与安禄山来往的信件。玄宗极为震怒,本要将辅璆琳斩首示众,以儆效尤。高力士担心因此激怒安禄山,劝阻了玄宗,于是改以“采办不力”的罪名,赐辅璆琳死于内庭。

此刻,玄宗已经开始坐不住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一向信任的忠厚憨直的安禄山并非是个忠心耿耿的臣子。思虑了很长时间,玄宗没有采取任何军事上的防范措施,只派中使冯神威带着手谕去安抚安禄山,顺便探听一下情况。

冯神威日夜兼程赶到范阳,不料安禄山事先已得到消息,知道辅璆琳受贿事泄被处死,心中极为恼怒,“及闻诏至,竟不出迎”。冯神威不见安禄山前来接诏,只好直抵他的府邸。安禄山大排兵仗,杀气腾腾。冯神威宣读诏书时,安禄山端坐在床上,毫无敬意,言辞也倨傲无礼。冯神威见势不妙,不敢多说一句。几天之后,冯神威回到京师,向玄宗复旨说:“好险啊,臣险些不能再见到大家了。”便把整个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安禄山谋反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玄宗却还是将信将疑,他也曾想过要收回安禄山的兵权,但安禄山羽翼已丰,难以制服,唐朝廷已经进入极度危险的不稳定状态。最重要的是,玄宗始终不能想象安禄山会谋反,此时的他,年老体衰,不想再节外生枝,只想安安静静地与杨贵妃度过晚年,把乱摊子留给儿子去收拾。杨国忠却无时无刻不想除掉安禄山,干脆据此大动干戈,先贬了安禄山亲信吉温的官,又派人逮捕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

大唐天子的无意进取,杨国忠的节节进逼,都被安禄山的亲信飞报范阳。安禄山本来一直感激玄宗的厚遇,想等玄宗死后作乱,但见到杨国忠一心想置自己于死地,觉得已经危在旦夕,他自恃强兵,终于下定了决心,要背弃那个给了他一切尊荣的大唐天子,决定立即起兵谋反,以死求生。

“有皇上密旨,令禄山率兵入朝讨伐杨国忠,各位将官要速作准备,马上随我出兵讨贼。”(《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众将官都大惊失色,但谁也不敢有异议。于是安禄山就调集本部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兵马15万人,号称20万,擂鼓南进。大军出发前,安禄山阅兵誓师,声称奉令讨逆贼杨国忠,“如有人胆敢异议并煽动军兵闹事,要诛灭三族”。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自此,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也奏响了李杨爱情悲剧的序曲。安禄山手掌大于常人,后人用“禄山之爪”来形容手掌大的人。就是这只大手,将盛唐拉到中衰的道路。

闷雷声滚滚而来,一场惊天大风暴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这场大风暴,既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更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较量,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

至此,杨国忠逼迫安禄山造反的目的终于达到。只是,令他想不到的是,雄起的狼烟烽火,不但为大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为他杨氏一家敲响了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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